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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一)“晋制”的有关讨论 囿于文献,传统考古学在研究之初就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影响,认为所谓的“晋制”就是“薄葬”的代名词。这一点,从俞伟超当年将单室墓作为“晋制”的主要因素考量,应该就是产生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之下。然而,作为一个大时间段内的墓葬制度理念,如果仅仅用薄葬来解释,显然不够完善。 齐东方在关于“晋制”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中,深刻剖析了构成“晋制”内涵的四个概念:丧葬观念、丧葬习俗、丧葬礼仪、丧葬制度。同时认为晋制的存在与否,应该从这四个要素的动态形成过程来观察。曹魏墓葬的不封不树首开先河,西晋墓葬承其流风,衣冠南渡之后,以中原为正朔的东晋王朝继承了北方墓葬制度;由此可以确定,魏晋时期由于上层观念的转变,使得原有的丧葬观念受到冲击动摇;原来东汉时期前堂后室的墓葬形式发生了改变,原有的横前堂被祭台代替,表明了丧祭礼仪的转变;汉代墓葬中习见的日用品组合,在魏晋时期逐步向祭奠仪式感强烈的用器过渡;牛车、陶俑、仪仗组合成为两晋墓葬的普遍风尚,并逐步被社会各层面接受,进而形成群体记忆而被固化成为一种习俗。至于习俗如何确定成为礼仪和制度,作者引述了大量文献加以佐证,从概念方面为“晋制”的研究构建了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齐东方《中国古代丧葬中的晋制》,《考古学报》3期)。 作者之所以剖析“晋制”的内涵与外延,应该是对于目前学术界对“晋制”理论滥用的反思。而事实上,魏晋时期之后的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陆沉、战乱频仍,草原、西域、宗教的因素大量注入墓葬文化之中,墓葬制度在这两个时期的巨大变化,更应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多元化的墓葬文化则更可能是影响隋唐墓葬制度的源头。 刘振东对晋制的探讨,认为就墓制而言,曹魏制度是对汉制的颠覆,而晋制则是对曹魏制度的继承和改造。其主要从坟丘墓即封土墓葬的角度出发,对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制度,尤其是墓葬等级制度进行归纳综述。其将魏晋时期归结为中国古代坟丘墓的衰落期,从地面设施、墓葬形制以及随葬品三个方面对曹魏时期的墓葬加以论述。认为地面设施“不封不树”,是曹魏墓制与两汉时期墓葬制度最重要的区别。从墓葬形制方面比较,曹魏时期的墓葬埋藏较深、墓葬规模变小、墓内装饰趋于简单化,平面形状发生些许变化(刘振东《冥界的秩序——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概论》,文物出版社)。 值的肯定的是,其认识到曹魏与西晋墓葬之间的不同,同时将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分别定义。显示了在其研究过程中,认识到这一个历史大时期内,各个时间段、不同地域墓葬文化所体现的不同面貌。也就是说,所谓的晋制是一个不断嬗变的动态进程。 霍巍对晋制的探讨,不仅局限在墓葬内,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到了墓葬周边。其通过分析六朝墓葬外神道瑞兽形象的演变规律,进一步阐述了墓葬从“汉制”到“晋制”的转变机理。其中六朝墓葬神道石刻瑞兽的出现,与汉代开始出现的城门、宫门、墓门的守护性石兽应该有所关联;而汉代的石兽可能与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后,“西方”文化因素的影响有关。而六朝狮子图像进入墓室内部,与地面石兽相互呼应,形成从外到内、由表及里的一套瑞兽系统,这一研究是对“晋制”特点的重新阐发。这种新特征是对汉代“四神”传统的革新与嬗变,其是在传统基础之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在当年俞伟超先生提出“晋制”理论的基础之上,霍巍认为“晋制”的探讨,除了墓葬形制的演变之外,亟待从更多方面加以考量(霍巍《六朝墓葬装饰中瑞兽的嬗变与“晋制”的形成》,《考古》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