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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呼唤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是分析社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当蒸汽机推着西方国家率先步入现代化，现代化就像一道闸门，以势不可挡之势冲击着世界上所有不同区域的传统文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也开启全面现代化的进程，由农业社会不断向工业社会转型。而这个进程，也一步步地给地处国家疆域的边缘地带、一度生活相对封闭、千百年来以自然经济为生的边疆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带来剧烈的震荡，使整个乡村社会都处于急剧的变迁中，这样一种变迁在客观上又呼唤和要求不断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 (一)要求协调利益关系，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边疆地区乡村社会也正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异质化程度日益加大，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利益分化不断加剧，利益差别也逐渐扩大。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农民已逐渐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农村管理者、农村知识分子以及无业人员等。这些利益的分化与利益差别以及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逐利意识的强化从而导致的利益冲突与矛盾，给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度。不仅非制度政治参与多发频发，而且群体性事件也不断爆发。其中，由土地征用和拆迁引发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已成为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最为突出的社会矛盾，并成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诱因。“有研究对100个村的1765户农民进行调查，发现在已经发生的冲突中，土地问题是占比最高的诱因，接近1/3的受访农户表示对征地补偿不公、土地征用不合法这两个问题感到不满。”[3]460如果说，在整个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时代背景下，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那么这些矛盾与冲突在边疆地区特殊的地缘环境、周边关系的影响和辐射下，还常常和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使社会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必然带来不稳定。如何协调现代化进程中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减少乡村社会的摩擦、冲突与矛盾，以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必然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必然诉求，这也便在客观上要求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从而为乡村振兴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要求规范社会行为，从而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日趋普遍不仅使人的存在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使人走出了家，打破了地域界限”[6]，而且也使人们的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因此如何进行思想的整合与行为的规范是现代乡村治理迫切需要应对的。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边疆民族地区乡村大多群众都已逐渐竖立起了改革开放的新思想，并逐渐投入到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当然也有一些少数民族由于地处深山峡谷、交通不便、环境相对闭塞，导致市场经济发育较为迟缓。一些群众至今依然备受传统自然经济的束缚，不愿意，同时也不敢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群众，需要及时通过思想的引领、持续的引导以及产业的发展，从而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思想、生机与活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