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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时下的民族地区乡村生计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生态农业、景观农业、民族旅游、文化体验等不仅改变了过去单一依靠土地产出的传统生计模式，而且创新性地形成了一些新的治理方式，从而保证了乡村社会的良性运转。其中，每个村寨又因其自然、人文基础的不同，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鉴于广西在村民治理、民族区域自治等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分别选取了五个不同类型的村寨，就民族地区乡村生计与治理智慧问题进行了讨论，以期为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关 键 词：乡村生计;治理类型;农民自觉;良性治理 标题注释：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规划项目“中越边境口岸跨境合作与跨国民族双向流动研究”(项目编号：017sy10030)。 作者简介：邓玉函(1984- )，女，云南个旧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跨国民族研究；李青蓓(1994- )，女，陕西汉中人，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地区发展研究，云南 昆明 650500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18)01-0069-07 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是辩证统一的。转型必然导致治理方式的变革，反过来治理可以促进社会更好地转型与发展。在社会转型系统里面，生计转型最为根本，涉及资源、劳动力、人口、分配、效益等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方面面。而在治理中，组织则是基础。即如何把人们结合起来，以获得最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乃是治理的核心。对于中国乡村社会也是如此。在传统依靠人力、畜力，以家户为经营单位的农耕社会里面，“编户齐民”，家族、宗族等制度则是封建王朝主要的治理手段。近代以降，伴随理想主义者对乡村的“改造”，外部组织对乡村发展的干预，以及村民们自身的发展“自觉”，乡村生计方式逐步朝专业化、产业化迈进，相应乡村治理方式也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拟结合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同时以笔者近些年来的田野调查为基础，选取广西5个村子为案例，并于2017年2月中下旬进行了回访性访谈，就民族地区乡村的生计转型、治理智慧等问题加以剖析，以期抛砖引玉，为乡村振兴进言献策。 一、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的生计与治理特点 近代以来中国的命运，导致乡村治理进程一直曲折多变。起初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天朝大国跌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全盘否定传统、变革古制呼声四起，且日渐成为社会主流，于是乎乡村也成为改造的对象，理想主义者如“乡村建设派”把乡村看成是“愚贫弱私”的象征，试图引入新的理念重构乡村。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种对乡村的理想塑造更是达到顶峰，使得乡村生计与治理方式都变成了实现“理想”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相匹配的是以“村民委员会”为核心的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但是进入21世纪后，基于经济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的作用力，政府等组织对中国乡村的发展干预越来越突出，促使乡村生计方式由家户经营、畜力耕作完成了向农业产业化的变革，不仅把大量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让他们“市民化”，而且也使得乡村的治理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朝着“合作社”“公司+农户”“能人带头”等多元迈进。 (一)乡村改造与乡村治理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农民自身素质较差以及外来文化的侵入是当时农村经济衰败的主要原因，于是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知识精英掀起了一场乡村复兴运动。有学者认为这场运动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旨在保持社会制度和秩序不变的前提下，采用和平方法，通过发展教育、改良农业、鼓励合作、流通金融、提高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措施，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1]由于它的改良性质不适合当时中国农村所面临的问题，所以乡村建设运动没有从根本上剔除阻碍乡村发展的因素，理想主义者们也没有找到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根本途径，但是其进步性是不可否定的。正是在乡村建设派的探索下，理论上已经建构出现代化意义下的乡村建设模式。有学者具体分析，“在政治改造方面，力图实行民主自治制度；在农业经济改造方面，试图推行具有企业化和市场化性质的股份合作体制；在农民素质改造方面企图，培养初具现代文化科技知识的‘新农民’。”[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国家对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控制力逐步加强，原有的乡村治理模式被打破。正如有学者所言，“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农村传统的以血缘关系和宗族关系为纽带的自然村落改造成为人民公社下属的大队、生产队的基层组织。”[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