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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承包与村民自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乡村治理进入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在农村改革中，以家庭土地承包为主的经营方式替代了人民公社，从而乡村治理模式也随之发生改变，这就促使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最终形成。“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是以何种形式将分散化的农民重新组织到国家体系中来，实现对乡村的有效治理。”[4]自治即是自主性、自力(即自我力量)、自律性等基本要素。[5]村民自治制度实行的是“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即在乡一级建立国家的基层政权，行使行政权，又在乡以下设立村民委员会，由村民自我管理本村范围的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自治性。[6]“乡政村治”作为农村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治理能力区域性不均衡、乡镇改革中利益矛盾突出等问题，对现有的乡村治理制度提出来一大挑战。[7]所以这就要求村民自治制度实现形式要更为丰富，主要体现在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式自治与他治的互动等方面。 (三)发展干预与乡村生计、治理多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发展的相对滞后性，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对乡村进行了极强的发展干预，从而使得乡村生计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如西双版纳哈尼族经济作物完全替代了农业作物，提高了农民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市场风险。[8]旅游成为红瑶妇女一种新的生计手段，并且在民族语境中重构了红瑶文化。[9]以致农民们自觉地从小范围的家庭承包中脱离出来，学习现代化经营理念，主动投向市场，引入外来资金和技术，生计方式也从靠天吃饭的小农生产，转变为依靠现代企业和农业技术的“工业农业”或“生物农业”，使得乡村治理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第一，建立乡村基层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第二，放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打造集体层经营和多样化经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治理模式；第三，以‘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实现权力主体多元互动。”[10]这些都为时下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供了操作性极强的思考。笔者在此也不揣浅陋，对这一问题加以整体阐释。 二、民族地区乡村生计与治理类型分析 在乡村治理问题上，广西壮族自治区有着较好的代表性。如是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村民自治首先从广西宜州发端，农村人口比重较大，乡村生计方式多样，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程度较高，等等，笔者将从5类模式进行总结与讨论。 (一)古文村治理：合作社+ 20世纪80年代初期探索的“村民自治”，河池市宜州区屏南乡合寨村引领了一场深刻影响中国的变革。由于该村的合作社刚刚起步，所以笔者选择了祥贝乡的古文村。全村辖区面积为21平方公里，耕地面积434亩，有9个村民小组，161户526人，其中贫困户49户133人。以前村民出去需要坐竹筏，人口流动与货物流动均受到一定的阻力。2011年通路后，现在距宜州市区约一个小时的车程。当地政府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乡村旅游扶贫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已经成立古文村休闲农业观光旅游专业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农民土地入股、贫困户资本入股的方式，采取“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旅游扶贫模式，大力发展花田艺术观光产业、桑果休闲农业以及贫困村农家饭票服务点。 个案1：第一书记 村子以前的道路设施很差，没有产业。原来种玉米、稻谷，但很难满足温饱。我来了后，种桑树、养蚕、种植花卉。我之前的单位帮扶村里，领导调查了以后，结合土地少的实际情况，认为只能走旅游扶贫道路。当初也找了旅游公司，但由于村子不具备相应的条件，旅游公司觉得达不到他们的标准，没办法引进外来资金，所以就制定了通过合作社来带动群众发展的路线。(2017-02-14，古文村访谈) 个案2：村计生主任 村里的旅游合作社给本村人提供了很多务工的机会，如种花、漂流，村里有个70多岁的老年人，身体很好，还在划竹筏接待游客。2016年，村里新增5辆小轿车，都是村里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买的。在收入不是很高的时候，让合作社支付很高的工资不是很现实，但是和其他村子相比，也好多了。我们现在的合作社就是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你要想希望他跑得快，那得支持啊，是不是？旅游合作社和村委会是要相互配合，合作社主要负责投资、管理、经营，一定要找到增加收入的突破点。有了合作社，至少在家的群众有了一部分收入。从2016年4月份到11月份，总共发了15万元工资，这个也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最多的一个月有30多人在合作社务工。年纪大了，就给他轻松的活。(2017-02-14，古文村访谈) 古文村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在旅游扶贫工作中。乡党委积极探索“党组织+合作社+基地+农户(贫困户)”工作模式。其次，也得益于第一书记的不懈努力。但是，由于合作社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农户短期收益不是特别明显，资源配套也不够完善，预期的收益并没有完全实现。调查中，第一书记的有一句话触动了笔者，“如果村民思想先进，那么就不会贫穷了”。区领导也认为，一提到政府需要占用村民一点地修基础设施，但是村民还问政府要钱。村民感觉政府做的都是没有意义的，最好是村民中有那种能人，能够自发的带动全村人民的积极性，全心全意投入村庄的发展建设中。所以村民担忧发展前景，而政府官员则担心村民们不配合，两者之间仍旧存在一个博弈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