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1947年：战争胶着下的强征与减免 进入1947年，国民党军将战火全面烧向山东。继年初鲁南大战和2月莱芜战役后，国民党军于3月间对山东展开重点进攻，大战接连不断，4月蒙山、临蒙阻击战及泰安战役，5月孟良崮战役，7月南麻、临朐战役，10月胶河战役，11月莱阳战役。这些大战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军队参战，加之大量支前民工，对财粮需求量必然高于往年，该年山东解放区政府又是如何具体应对的呢？ （一）财粮需求量 尽管1946年战争爆发后，山东解放区追加了征收，但有证据表明，山东省府的财粮并不宽松。11月间，财粮困难的华中解放区向山东电报求援，并派华中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曾山亲赴山东借钱。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电示山东，“必须尽一切可能从财粮、金融各方面支持华中”。[35]照理，华中与山东同属华东局领导，且华中对山东有南面屏障作用，加之中央要求，山东没有不尽力援助之道理。但实际上，华中解放区并没有从山东得到想要的帮助。[36] 12月中旬，经宿北战役后，中共被迫放弃华中根据地，华中主力和后方机关人员大部转入山东解放区。如此，山东脱产人员骤增至近百万之多[37]，这进一步加剧了山东解放区的财粮紧张。据1947年初，中共山东省府主席兼华东局财委会书记黎玉在华东财委扩大会议上报告，山东“现存粮食，与今年上半年之吃粮数目，收入不敷在一万万斤以上，实为惊人之巨大亏空”。[38] 如此高的脱产人数，农民能否负担得起，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用黎玉的话讲，抗战时山东根据地“脱离生产人员才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一.七，至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已经感到困难了”。[39]如今脱产比例猛增到3.2%，困难可想而知。也难怪晋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薄一波在得知这一情况时会惊讶地感叹：“一个省供应这么多人，如何渡过这个难关？！”[40] 当时解放区财粮紧张也并非山东特殊情形。1947年3月，为研究解决财粮负担问题，北方各主要解放区的财经人员在河北邯郸召开华北财经会议，与会者专门对农民负担能力进行精细研究。据该会议分析，正常情况下，每100个农民只能供养2个脱产人员，即脱产比例最多不能超过2%。[41]该分析是基于华北解放区一个农民平均收获400斤小米计算出来的。根据抗战时期山东滨海和胶东等地调查，贫农每年平均收入在300斤上下，中农在300—600斤之间。[42]中贫农收获量折合起来，与华北农民收获量相差不大。因此，按照上述分析，山东3.2%的脱产比例，显然已大大超出了农民的负担能力。 该年山东解放区的财粮供给甚至为中共中央所担忧。5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专门致电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局负责人陈毅、饶漱石等人，告诫要特别注意粮食问题。称“你处中心关键用全力解决粮食问题，只要你们能维持27个旅的粮食至秋收以后，以全力在现地区坚持八九个月，必能击破蒋军，根本转变局面。因此，你们应动员地方党政为彻底解决粮食而斗争。”[43] 该年财粮供给如此严重，山东解放区是如何征收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呢？因各地战争形势不同，以下分别以战争主战场的大鲁南地区和后方的渤海地区为例做一考察。 （二）大鲁南的财粮压力和征收 上半年山东境内几次大战均发生在鲁中、鲁南和滨海组成的大鲁南地区，相应地，华野部队和后勤人员也大多集结于此，致使该地财粮紧缺的问题尤为突出。根据年初黎玉报告分析，大鲁南地区脱产人员为山东脱产总数的65%，即58.5万人。[44]该地总人口1000万左右，脱产比例高达5.85%，这几乎是2%警戒线的近3倍。加之战争的影响，该地部分地区很快沦为敌占区或边沿区，财粮征收面缩小，情况更加严重。 粮食不足的问题，年初就很快出现。1月31日，省府称：“目前滨海、鲁南几个战场上，粮食已经呈现恐慌。”[45]薛暮桥在5月财粮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大鲁南今春的财粮供给，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到二月底滨海、鲁南两区的公粮已差不多吃完了，鲁中所存的也不多。”[46]按惯例，每年政府首次征粮要等到6月小麦收获后。以薛暮桥所言，大鲁南地区上半年粮食供给缺口竟达3个多月之久，可见缺粮问题已极为严重。 此时，胶东和渤海尚有部分余粮，但受运输条件等限制，调运有限。华东局不得不决定在2月间向大鲁南地区预借1亿斤公粮，此数为该地上年秋季公粮的35%—40%。[47]此时预借正值农村青黄不接之际，农民余粮本即不多，不可避免地“普遍发生摊派现象”。如临朐县李家营村，由于村民不肯借粮，征收人员和村干部就直接到村民家中强行翻粮。淮安地区的老百姓也反映：“八路军的政策变了”。[48] 进入4月，国民党军大举进犯沂蒙地区，华野活动受限，被压缩在蒙阴、沂源、沂中及沂南之一部地区，特别是这些地区的山间要道成了各主力、民兵、民夫、后勤、伤员以及军工烈属的集结地。据报告，这几个县所存之粮很快就被用光，外粮亦无法尽快转运进来，党政军民几乎把当地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49]以沂源县为例，1947年该县总人口约十七八万。[50]从2月莱芜战役至5月孟良崮战役期间，华野主力和后勤机关大部驻扎此地，此外还有2个行署、4个专署和14个县政府的后方留守人员。据不完全统计，移驻沂源境内的有20万人，超沂源县人口数。县委要求“砸锅卖铁支援前线”，除按低标准留下农民口粮外，其余都用“借”的方式给了部队。[51]当时财粮的紧张，也可从与之临近的沂中、莱芜等地的情形看出，据事后报告，孟良崮战役前，沂中地区“反复借粮数次，借粮数超过应征公粮五六倍，结果造成群众断粮、军民交困的情况”。[52]孟良崮战役后，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也坦承，“内线作战消灭敌人是好的，但长期在一个地区作战，人力物力总是要枯竭的，莱芜、沂蒙便是如此”[53]。 资源枯竭并非仅局限于人力物力（财粮），不被注意的柴草问题，在当时也已成为困扰中共和农民的难题。该年2月公粮预征中就已经附带征收了柴草。但由于部队过于集中，调运困难，仍造成了局部地区柴草的严重短缺。3月初，省支前委员会和粮食局称“根据最近各地反映，烧柴、马草因需要过大，存底已薄，有的地区已经开始发生恐慌，尤其是马草供给更成困难，如不及早做好准备，将来更难解决。”[54]先以烧柴为例，供应紧张的问题并没有因提前注意而得到扭转。4月初，省府机关报在公开报道中直言，“目前某些地方已发生严重的柴荒”，“某些部队机关已烧过公草三四倍，以致发生了杀果树，烧牛草等现象”。[55] 事实上，近代华北农村的燃料本即不足，农民仅靠农作物秸秆或拾柴尚不能完全解决自家燃料问题，甚至不得不买柴。资料显示，20世纪20年代，为满足最低限度的燃料需求，鲁中和鲁东的20多个地区每年各自输入东北木材达100万元以上。[56]因此，在农民自家烧柴都不宽松的情况下，何以应对大军云集对柴草的大规模需求。 当时沂源县农民无法解决烧草问题，便只得砍树。沂蒙山区原本不应缺乏树木，但当时确实已不敷使用。如西河村将祖坟老林中明代的风水树都砍了给部队做柴烧。[57]除此之外，甚至拆住房的木棒和盖草，历山区唐家溜一个村就拆了十几间房子。[58]7月华东局向中央报告也反映，因部队烧柴缺乏，“有拆屋当烧柴”等情况的发生。[59] 马草也同样匮乏，马匹的饲养即成问题。情况严重者如孟良崮战役期间，沂源县悦庄无法喂养部队的40匹军马，农户霰义胜把刚盖的三间新房上的草全部扒下来，洗净泥巴，送去喂马。[60]除了“拆新屋”外，沂蒙地委在向上级报告中反映，一些地区甚至“割麦苗，把马放春地”。沂蒙地委也深知此行为对于军民关系影响之严重，请求上级尽快调剂马草，否则“今后只有割麦子，结果是很危险的”。[61] 在当时报道和后来史书中上述砍树、拆屋等情形均被作为农民舍小家顾大家，积极支前的表现，但这给当地农民造成强大的负担压力是毋庸置疑的。如鲁中某县3个区，为了供应过境军队的急需，农民将牛草“尽量拿出”，春耕时，则出现牛草缺乏的问题。[62]孟良崮战役后，省支前委员会对高庄村调查，发现该村烧柴、牲口饲料均已枯竭，农民为牲口发愁。过去支前积极分子抗属王清阁说：“没得支援了，自己都饿着肚子了”。[63]而且，从当时向上级反映的内部报告看，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与公开报道相差甚远。如当时沂蒙地委反映“群众对我相当不满，觉得‘没有天下了’，说‘八路军不要老百姓了’等等”，甚至因此出现“群众逃跑，躲避”等问题。无论群众还是村干，一般是说“没有东西了，出来应付不了，挨打挨骂”。为此，沂蒙地委不得不向上级告诫，在今天大军云集，粮草殆尽的情况下，如此就地取粮，“长此下去，势必使群众脱离”。[64] 由此可知，在该年上半年大鲁南的部分农村几乎已经陷入财粮枯竭的境地。不过，正如沂蒙地委向上级汇报的那样，作为上级的鲁中行署乃至华东局和中共山东省府对此问题已极为清楚，并尽力为减轻农民负担做出种种努力。 针对脱产人员过于集中，驻地农民负担过重之问题，6月8日，鲁中支前司令部明令：部队只有在“预先准备粮食不足，而又一时调运不到”时才能就地食粮，而且必须“以区为单位，进行统一布置筹划”，“尽可能不要驻哪庄吃哪庄，以造成群众负担轻重不均的偏向”。[65]对于驻地马草紧张的问题，鲁中行署在对各地有草户进行预借的同时，要求“各分区进行有计划的调剂，把偏僻村庄的草尽量地搬运到需到的地方上去”。[66] 当然，减缓这些地区农民负担最有效的办法是转移军队。该年7月，历经半年苦战的华东野战军分兵，跳出大鲁南。值得注意的是，据华野总司令陈毅后来讲，华野分兵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为了缓解该地的财粮压力。他指出，当时部队集中，“吃用很大，不能支持好久，以后不得不分散，因为吃光了，山东虽然富庶，也吃不消”。[67]在华野撤离大鲁南后，国民党军主力也随之撤离，该地战勤压力骤减，农民负担相对减轻。 （三）渤海区的财粮压力和征收 如果说该年大鲁南的财粮紧张和农民负担沉重是因战争这一无法避免的客观原因造成的，渤海解放区则代表了该年未受战争破坏地区的情形。根据年初黎玉财经报告提供的数据计算，渤海区脱产比例仅为1.75%，并未超过2%的警戒线。当时黎玉也提到，没有战事的“渤海、胶东有余粮”。[68]这是否意味着渤海区可以从容应对财粮需求？ 公粮是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最主要的收征项目，公粮征收的增减直接左右农民负担的轻重。通过渤海区，可以观察该年公粮征收和农民负担的情形。需要说明的是，内战爆发后，各区公粮征收量和具体征收办法，由省府每年统一制定，各行署多是遵照执行。因此，先应对该年省府征收量和征收办法有所考察。 因时局紧张和财粮短缺，中共山东省府大幅提高了该年公粮征收量。对比上一年全省87万担的征收量，该年征收达到了160万担，“总负担额加重了将近一倍”。[69]具体到渤海区，该年预计征收量为6亿斤，相较去年2.9亿斤，超出一倍多。[70] 在征收总量大幅提升的同时，具体落实到各阶层的负担比重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是因为公粮以农户人均土地多少累进征收，抗战时期，负担多集中在占地较多的地主和富农身上。然而，1946年土改的进行，使得农村各阶层土地占有量发生明显变化。根据1947年初各地调查，农村各阶层人均土地已大体趋于平均，多在2—4亩之间。[71]在公粮征收上，上年人均4亩以上累进率开始达到20%，人均10亩以上累进率才达最高值35%（见表2）。如今人均占地4亩以上的农户已经不多，继续按照原有累进率，政府将很难征收到原有公粮数，更毋论征收量翻番了。 基于上述原因，1947年春，省府重新修订公粮征收累进率。对此，省粮食局也讲到“三十五年度征收办法颁布在‘五四’土改指示之前，到三十六年度土改复查初期，山东由不平衡的土地关系基本上已起了变化，因之负担率也随之改变。”[72] 4月下旬中共山东省府公布该年征粮办法，由表2可知，与上年相比，人均2亩—4.7亩之间，累进率大幅提升。该年夏征时，省粮食局就特别指出，“今年的负担，重点在中农阶层”。[73]实际上，此时各阶级的土地已经趋于平均，人均2亩—4亩者已不仅是中农，地主、富农和贫农人均土地量也多处于这一区间。也即是说，此时农村已经普遍“中农化”了，相应地，公粮的征收也要“中农化”。  除了征收任务提高和纳粮主体改变外，上年和平土改和地形土质等与征收看似无关之问题，客观上也增加了该年公粮的征收强度。 根据中央有关土改的“五四指示”精神，1946年山东解放区的土改，主要是动员和鼓励占地多者以献田的方式，而非斗争方式拿出土地。[74]既然是献田，而非强迫，故献田者为了自身利益，所献出的土地多是远地或贫瘠地。其中，与麦地相比，非麦地因收益相对较差，成为献地的主要部分。这在当时政府、得地者以及献地者看来并没有不妥。 然而，上述土地转移方式在1947年夏季公粮征收时显现弊端。这是因为贫雇农所得到的非麦地，是春季播种、秋季收获，在夏季公粮征收时并没有收获物。但是，政府计算公粮是以农户全部土地一年收获量计算，并没有具体区分农户夏秋收获物的比例。故贫雇农虽然分得了土地，但这些土地夏季没有收获物，夏征时则需要提前支付这些土地的负担，而且因土地增多，累进率也随之提高，无形中负担增加更多。如7月初，渤海行署机关报反映临邑县的情形，“据调查，翻身群众所获土地一般麦地少，形成麦粮负担相对较重”。[75] 尽管渤海行署在夏征前就已意识到此问题，并作出相应的补充指示，允许麦地较少的农户“根据麦地成数征收”，“若麦季毫无麦粮收益，可缓至秋季一起征收”。[76]然而，有证据表明，这一指示并没有被真正执行。如该年渤海夏征任务为2亿斤，若麦地少者可少交或缓交，该年夏征完成量应低于任务量，但据9月统计，该年夏季实征2.2亿斤。[77]这说明得地农户因麦粮不足，少交或缓交的情形并不普遍。 这从事后调查中也能得到证实，有资料显示，“雇贫农之负担比例达到百分之一百，或一百多，甚至百分之二百，据说有的负担比百分之二百还要多，这个情形是相当普遍，雇贫农叫苦连天。”[78]据1948年惠民县于韩庄调查，上年“在征收麦粮时，雇贫连分到的白地（没有收获物的土地——引者注）也一块负担麦粮，致使很多户剩不下麦子”。[79]据阳信县调查，“有些贫农只是麦季公粮一项就压的他们半死不活了，马家、王坡家庄都能找出几个这种受难的贫农来……使他们不得不借粮或籴粮来缴纳。无怪老百姓说‘就数咱穷人命苦’，‘翻身把麦种子都赔上了’，‘再也别翻身了’，‘八路军比汉奸队强的也不多’”。[80]这两县是渤海行署机关所在地，情况尚且如此，更不要说较为偏远的地区了。 此外，地形土质问题也增加了该年农民夏征的负担压力，具体到渤海区则是土地盐碱问题。渤海区地形平坦，适宜小麦的种植。但同时，该区也是黄淮海平原盐碱地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些地区土壤盐碱，制约了小麦的种植。简言之，土壤盐碱是受气候、地形和水文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原处于地下的盐分汇集到农作物所需土壤层所致。山东何独以渤海区盐碱化突出？这与该地特有的地形有关。该地以平原为主，地势平缓，使得地面和地下径流滞缓，盐分不易被水流带走，地下水因蒸发向上运动占优势时，蒸发积盐作用大于降水淋盐作用，土壤就会发生盐碱化。特别是平原中地势低洼地区水盐最易汇集，易于盐碱化。此外，该区黄河两岸大堤的背河浸润洼地常年受黄河水侧渗补给，排水不畅，盐渍化也非常严重。除了内陆平原的盐碱化外，靠近渤海的滨海地带，因海潮浸渍洼地，海水沿河倒灌，海水顶托地下水等，也形成大面积的盐碱地。[81]根据作物生长对土壤要求，这些盐碱地区不宜种植小麦，多是种植耐盐碱能力较高的棉花和高粱。[82]如渤海一专署的吴桥和黄骅两县，因受盐碱化影响，1949年前吴桥县“农业以棉花为主，播种面积一般占耕地面积的50%左右”。[83]黄骅县“全县盐碱地42.9万亩，占耕地面积的56%”，“在一些瘠薄易旱地块，则只种植抗碱、耐旱涝的高粱”。[84] 对该年夏征不利的是，高粱、棉花这些作物均属秋熟作物，也即是说，在夏季公粮征收时，因土地盐碱未种植小麦的地区也要背负麦粮的负担。如表3所示，位于黄河沿岸土地盐碱的高苑县，小麦种植比例极低，种植最多的是棉花和高粱。在该年夏征中，该县为了完成任务，开展“倾家荡产，支援前线的立功运动”，结果“许多贫苦农民扫光了囤”。河西村贫农王大娘在“多征立功”的号召下，“连借给别人缴，带自己缴，把全年麦子都缴光”了。“沈家贫农沈大娘为了‘快缴公粮’，把自己穿的褂子都卖掉了。[85]又如，吴桥县东集区“因地坏种棉，种麦少”，致使该区夏征额高达84%。一专署大流街村174户村民中有81户不种植小麦，“也必须按征粮办法缴纳麦粮”。[86]  受上述因素影响，该年渤海地区夏季公粮负担格外加重。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渤海区特有之问题，征收总量的提高和征收办法的改定由省府决定，上年以“献田”为主的和平土改也为山东解放区统一行为，尽管盐碱地为渤海区特例，但胶东、大鲁南一些丘陵山地因缺乏灌溉和土质等原因，同样不宜种植小麦，政府也大多要求按任务量征收。如胶东滨北专署反映，五莲区不根据麦子的收获实际情况，一律征收30%，使个别群众花钱买麦缴粮，怨声载道。又如胶县墨河区群众为此不要地种了，把契约都要交出来。[87] 渤海区为完成任务，征收过程中强征不断，如渤海区粮食局副局长王有山就明确提出，“借粮交粮，籴粮交粮，完不成任务就是没有战争观念”。[88]不过，问题很快被上级发现。8月中旬，以邓子恢、舒同为首的华东局工作委员会到达渤海指导工作，“发现普遍的强迫命令，苛杂骚扰，群众负担极重，对我仇恨甚大”。[89]在10月华东工委召开的渤海区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子恢公开讲：“人民负担非常之重，这样搞下去，必然会造成人民的怨声载道，离心离德。”[90]舒同甚至不忘以苏区的教训警戒，“我们中央苏区最后不能坚持而被迫万里长征，除了路线错误之外，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基于此种认识，华东区工委立即转到减免农民负担的问题上来。[91] 然而，此时渤海行署财粮格外紧张。作为山东解放区的大后方，从上半年开始，鲁中、鲁南大量后方工作人员以及难民陆续转移至该地。加之，8月中旬华东工委和华野后勤也转入该地，使该地脱产人数激增。据9月华东区工委统计，当时渤海区脱产人数为41.05万人。[92]以该地800万人口计，脱产比例高达5%，这使渤海区也面临上半年大鲁南所遭遇的困难。更为严重的是，因大鲁南受战争摧残，此时补给华野西兵团的任务，完全落在了渤海区身上，[93]故当时渤海行署的财粮开支浩大。据此后总结，粮食供应“每日不下百万斤”。[94]至11月时，甚至连印钞纸都已用光，即便想增发纸币也不可能。[95]此时，陈毅为解决西兵团供给问题，从前线返回渤海区，他了解到的情况是： 我到渤海后，了解此地经济情形，维持至今年底即差40亿元，连同明年上半年开支共需240亿元，而渤海可能之收入仅约50亿元，尚差190亿元无法解决。并且，这个预算对东兵团的任何供给都不在内，只包括西兵团之炮弹电料及单衣一套，至于另一套单衣和菜金杂支费，尚待邯郸局以至中央工委设法解决。[96] 鉴于农民负担异常沉重，以往靠征收解决政府财粮问题的办法已行不通。不仅如此，华东区工委为减轻农民负担，在没有更多财粮来源的情况下，毅然做出“减除公粮三分之一”的决定，即秋粮征收量由原计划的3.8亿斤减少至2.5亿斤。[97]同样，该年胶东（不包括滨北区）秋征也减征近1.2亿斤，减幅在21%左右。[98]加上受战争因素等影响，该年山东解放区秋季公粮多推迟至1948年一二月间（旧历春节前）才行征收，故秋征对于下半年农民吃粮并未产生实质影响。 对于政府本身财粮困难，华东区工委以“精简编制”，降低“供给标准”和“清查物资”的方式解决，在三查三整的整党运动配合下，收效极大。据1948年初，省支前委员会副主任刘瑞龙介绍，渤海区不仅“亏空全部弥补，还有余力供给野战军”。[9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