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结语 由上述考察不难发现，三年内战中，因战争的持续和脱产人员的增加，中共山东解放区政权一直处于财粮高度紧张状态。为此，省府不得不经常增加对农村的征收，或追加，或预征，或预借，这就不可避免地使部分地区财粮枯竭，农民缺粮、逃荒乃至饿死和自杀等现象时有发生。因此，与以往政权征收情况，包括与抗战期间根据地征收情况相比，战时山东解放区农民的负担极其沉重，长时间持续下去势必会走上苏区失败的覆辙。但与苏维埃时期不同的是，三年来，无论财粮及军需紧张到何种程度，中共始终能够注意到农民的实际承受度，当征收力度太大导致农村陷入危机时，它总能发现并能够及时地调整政策，或减免或救济，以恢复农民的信心。纵观内战三年，中共山东解放区政权的征收政策明显地在加征与减免（救济），亦即总是在满足战争的财粮需求与不得不照顾民生的两端左右兼顾。 在这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面对既不能停止战争，又不能过度伤害农民这一两难状况，中共是靠怎样的机制或方法避免了苏区时期所犯错误的呢？ 从苏区，到抗战根据地，再到解放区，中共政权不同于其他政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前所未有地将政权建立到了村子里，基本上消灭了杜赞奇所谓自古以来就存在于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各种“保护型经纪”和“营利型经纪”，并将村里的贫苦农民骨干培养成自己的代理人（即干部和民兵）。因而，它形成了对农村人力物力资源从上到下极其强大的控制力。这样一种集权式的组织和动员体制，极其有利于战争的需要，但与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容易于不觉察间便竭泽而渔的严重危险。中央苏区当年战争失败，除了苏区当时回旋余地过窄以外，临时中央过度征发，且未能及时发现和解决农村严重危机，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必须指出，在三年内战期间，山东解放区各级政权也曾经不止一次地重复当年临时中央的思维方式，过多地从战争需要和军事危机的角度出发，下达了过多过高的征发指标。其强大的征发机器很容易地便将指标落实下去，从而造成对农村资源的过度汲取，致使一些地区的农民陷入到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但是，有两个重要因素起了作用。一是中共解放区政权，如华东局和中共山东省政府，都直接工作生活在农村和农民当中，与农民有着密切的往来，因而很容易发现过度征发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进而及时改变政策，展开各种救助措施。二是苏维埃革命失败所带来的教训给中共中央和各中央局领导人的印象深刻，因此抗战八年中中共各级政权关于阶级意识和群众观点的教育，对多数中高级干部来说影响深远。任何可能过度伤害农民的情况，都比较容易引起他们的警惕。关于这一点，无论是从山东解放区各区县历次征收工作的内部讨论，还是从相关部门的总结汇报，均能发现其影响的痕迹。一旦涉及征发任务的具体安排时，解放区党政干部总是难免会围绕着究竟应该更多地强调群众观点，还是应该更多地强调战争观点发生争论。 当然，山东解放区能够将三年战争坚持下来，还有其他因素。应该提到的一点是，这时的国共战争已大不同于中央苏区时期。与中央苏区时期相比，中共在内战时期所控制的区域和人口多出太多。哪怕只是一个山东解放区，其面积就是中央苏区的3.5倍，人口为中央苏区的近10倍[181]，国民党兵力根本无法像当年对中央苏区那样形成有效“围剿”。因此，战争虽然激烈、频繁、持续时间长，也只是分时段分地区在进行，故山东各解放区间仍可进行一定的物资互济。加之山东境内历次战役短则几天，长则十几天，单个作战的持续时间并不长，这也相对提高了交战地区农村对战争的适应力。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中央苏区和山东解放区的战争分别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和经验，但在平衡政权需要与农民负担问题上，中共其实并没有找到可靠的方法，更未能形成有效机制。1949年以后，中共领导进驻大城市，因不再能直接接触农村，毛泽东几度听到农村危机的情况后，想要了解真实情况，都只能曲折地通过给回乡警卫战士布置任务的办法来实现。[182]由此更能够看出，内战时期中共比较成功地处理战争需要与农民生活的两难问题，虽然和中共的阶级意识、群众观点和对农民问题的重视密切相关，但当时的中共各级政权机关和各级领导人，直接生活工作在农村基层的意义，亦不可小视。 〔作者邓广，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聊城，25205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