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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本文写作得到导师杨奎松教授的悉心指导，特此感谢，也非常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1] 孔飞力：《从耒阳农民暴动到农业集体化——根本性议程的时代跨越》，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73—102页。 [2] 杜赞奇指出，晚清以来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在农村的征收受到村庄内部“营利型经纪人”的盘剥，直至抗战时中共成功克服了该弊端。李里峰将该观点进一步运用于内战时期中共财粮征收的分析。分别参见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李里峰《经济模式的消解：土地改革与赋税征收》，《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第160—166页。 [3]刘昶认为，中共借助农民固有的村本位思想，以村庄为征收单位，由村庄进行负担的内部分配。周祖文指出，中共以村庄为征收单位，分化农户个体，从而保障了公粮的足额征收。分别参见刘昶《华北的村庄与国家（1900—1949）》，（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12月号；周祖文《封闭的村庄：1940—1944年晋西北救国公粮之征收》，《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期，第53—62页。 Chen Yong-fa，Making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Moven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376. [4] 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253、297—299页；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248、250、258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编：《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李成瑞：《依靠“农援”、战胜强敌——解放战争时期农业征收情况的回顾》，薛暮桥、杨波主编：《总结财经工作迎接全国胜利——记全国解放前夕两次重要的财经会议》，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536—558页。 [6] 《山东省历年面积、村庄、人口统计表》（1946年），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1、413页。 [7] 《山东的财政经济工作——薛暮桥同志在华北财政经济会议上的报告》（1947年5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 63页。 [8] 中央财经部：《财政收支与人民负担》（1948年），薛暮桥、杨波主编：《总结财经工作迎接全国胜利——记全国解放前夕两次重要的财经会议》，第537页。 [9] 据统计，1946年4月山东解放区总人数为28992399人，见《山东省历年面积、村庄、人口统计表》（1946年），《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6辑，第413页。 [10] 中共华东局在1945年12月由山东分局与华中局合并成立，此后山东分局撤销，华东局直接领导中共山东各区党委。1947年初，随着华中后方机关北移山东，华东局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山东地区。 [11] 《中共华东中央局财经委员会对山东1946年上半年财经工作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6辑，第126页。 [12] 《精简机构、调整干部——薛暮桥在省府干部动员大会上的报告（记录稿）》（1946年5月27日），《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3辑，山东省财政科学院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39页。 [13] 如胶东在讨论田赋征收时，行署主任曹漫之即称“可能群众在思想上，认为和平建设即不应纳田赋”（胶东行政公署：《财经会议记录薄》（1946年3月8日），山东省档案馆藏，胶东区行政公署档案，G31/1/809/2）。另一份文件也反映“和平建设时期收田赋，干部群众思想打不通”（胶东行署：《行政会议记录》（1946年），山东省档案馆藏，胶东区行政公署档案，G31/1/73/1）。 [14] 胶东行署：《行政会议记录》（1946年），山东省档案馆藏，胶东区行政公署档案，G31/1/73/1。 [15] 滨海军区司令部：《关于将征收田赋名称改为部队复员费问题给张副书记的信》（1946年），山东省档案馆藏，中共中央华东局档案，G46/1/24/14。将“田赋”改为“复员费”在整个山东解放区均是如此，并非滨海区特例。可做证明的是，胶东、鲁中、渤海等地该年的农民负担调查中均可查到春季“复员费”的征收情况。 [16] 《山东省政府关于粮库工作的指示》（1946年5月5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6辑，第426页。 [17] 1945年征收办法较为粗简，仅以每户人均产量的多少划分征收区间和规定每区间的最高累进率。将每区间最高累进率与1946年征收累进率比较，两者基本一致。 [18] 这一时期国民党军进攻华东的部队为59个师，54万人 其中进攻山东的有27个师，24万人。孙祚民：《山东通史》下，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62页。 [19] 华东局：《关于克服目前经济危机与今后财政经济方针的指示》（1946年9月9日），济宁市档案馆藏，2/1/1/1。 [20] 《山东省胶东区行政公署训令》（1946年9月10日），《山东革命根据地粮食史料选编》第1辑，山东省粮食局粮食志编纂办公室1985年编印，第356页。 [21] 华东局：《关于粮食工作指示》（1946年9月9日），济宁市档案馆藏，2/1/2/2。 [22] 山东省政府：《关于征收三五年度下期田赋的指示》（1946年7月15日），潍坊市档案馆藏，40/1/8/17。 [23] 《省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记录》（1946年9月5日），山东省档案馆藏，山东省政府档案，G4/1/56/2。 [24] 《山东省政府关于动员献棉及增收田赋的指示》（1946年9月22日），《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4辑，山东省财政科学院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242页。 [25] 胶东行署：《行政委员会记录》（1946年11月29日），山东省档案馆藏，胶东区行政公署档案，G31/1/73/4。 [26] 《荣成县征粮中的谣言》（1946年11月24日），山东省档案馆藏，胶东区行政公署档案，G31/1/1003/35。 [27] 《金政委总结粮秣工作》（1946年12月8日），（胶东）粮食局：《三五年各县粮食工作报告》，山东省档案馆藏，胶东区行政公署档案，G31/1/1010/2。 [28] 《（胶东）各支局汇报粮食工作》（1947年1月15日），山东省档案馆藏，胶东区行政公署档案，G31/1/1014/1。 [29] 胶东区党委：《为减轻群众负担与发还粮食工作的指示》（1946年11月29日），山东省档案馆藏，中共胶东区委员会档案，G24//596/3。 [30] 胶东行署：《行政委员会记录》（1946年11月29日），山东省档案馆藏，胶东区行政公署档案，G31/1/73/4。 [31] 《荣成县征粮中的谣言》（1946年11月24日），山东省档案馆藏，胶东区行政公署档案，G31/1/1003/35。 [32] 《省府粮食总局冯副局长发表谈话，号召节省粮食保护粮食》，《大众日报》，1946年11月26日，第2版。 [33] 胶东行署：《行政委员会记录》（1946年11月29日），山东省档案馆藏，胶东区行政公署档案，G31/1/73/4。 [34] 胶东行署：《行政委员会记录》（1946年11月29日），山东省档案馆藏，胶东区行政公署档案，G31/1/73/4。并见胶东区党委《为减轻群众负担与发还粮食工作的指示》（1946年11月29日），山东省档案馆藏，中共胶东区委员会档案，G24/1/596/3。此外，行署机关报的公开报道中，称发还比重为该年公粮征收总量的30%。《山东省胶东区行政公署布告》，《大众报》，1946年12月2日，第1版。 [35] 中共中央：《山东应尽力支持华中财粮》（1946年12月9日），山东省档案馆藏，中共中央华东局档案，G46/1/211/10。 [36] 据原华中方面领导人的传记称，山东没有给华中援助。参见苏多寿、刘勉玉主编《曾山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编《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页。不过，另有研究称，山东曾给予华中部分援助，只是没有达到华中的期望要求。而且，由于对华中援助不力，也成为此后中共山东省府主席黎玉被批判的一个重要缘由。在1947年7月华东局寿塔寺会议上，黎玉被批判对华中援助问题上“讨价还价”，“不顾大局”。参见王丰《简评中共华东局1947年寿塔寺会议》，《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2期，第21页。 [37] 黎玉：《动员起来，经济上再打一个胜仗，保证战时供给》（1947年1月3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8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页。另据该年3月华北财经会议上，山东省实业厅厅长薛暮桥告晋冀鲁豫区负责人薄一波的说法，该年年初山东脱产人员有90万人。参见薛暮桥、杨波主编《总结财经工作迎接全国胜利——记全国解放前夕两次重要的财经会议》，第8页。而且，据7月间华野司令陈毅、粟裕等人向中央报告可知，该年上半年山东脱产吃粮人数一直维持在百万左右。参见《陈毅、粟裕、谭震林关于华东一年来兵员、民夫、粮食补给供应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7年7月），刘瑞龙编：《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金盾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38] 华东局：《关于渡过今年粮食难关的决定》（1947年1月1日），济宁市档案馆藏，2/1/3/1。 [39] 黎玉：《动员起来，经济上再打一个胜仗，保证战时供给》（1947年1月3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8辑，第184页。 [40] 薛暮桥：《解放战争时期（1947—1949年）财政经济工作的回忆》，薛暮桥、杨波主编：《总结财经工作迎接全国胜利——记全国解放前夕两次重要的财经会议》，第8页。 [41] 薛暮桥：《解放战争时期（1947—1949年）财政经济工作的回忆》，薛暮桥、杨波主编：《总结财经工作迎接全国胜利——记全国解放前夕两次重要的财经会议》，第21页。 [42] 薛暮桥：《山东各根据地现行征粮办法检讨》（1944年），《山东革命根据地粮食史料选编》第1辑，第153页。 [43]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全力解决粮食和在现地区坚持等问题给陈饶黎粟的指示》（1947年5月10日），刘瑞龙编：《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金盾出版社1997年版，第497页。 [44] 黎玉：《动员起来，经济上再打一个胜仗，保证战时供给》（1947年1月3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8辑，第184页。 [45] 山东省政府：《关于预借三十六年度公粮与清理三十五年度公粮尾欠的指示》（1947年1月31日），《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4辑，第250页。 [46] 薛暮桥：《山东的财政经济工作（记录稿）》（1947年5月编印），《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9辑，第58页。 [47] 华东局：《关于征借粮食给鲁中、鲁南、滨海的一封信》（1947年2月1日），山东省档案馆藏，中共中央华东局档案，G46/1/175/6。 [48] 鲁中三专署：《财粮会议总结报告》（1947年5月），山东省档案馆藏，鲁中区行政公署档案，G35/1/37/3。此处所引“淮安”，是内战时期，中共山东省府所划鲁中地区某县，其辖区大致位于今山东高密和诸城两市境内。 [49] 沂蒙地委：《向区党委、华东局的报告（解决粮食、马草的报告）》（1947年4月份之后），临沂市档案馆藏，1/1/23/50。 [50]中共沂源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沂源党史大事记（1928.10—1949.9）》，山东省出版总社临沂分社1989年版，第121页；《南麻战役》，沂源县民政局1992年编印，第189页。 [51] 刘延博：《忆1947年沂源人民的支前斗争》，《沂源党史资料》第2辑，中共沂源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8年编印，第10页。 [52] 《两年来支前粮食供应工作报告》（1948年11月17日），山东省档案馆藏，山东省支前委员会档案，G6/1/28/25。 [53] 《华东局关于支前工作的讨论》（1947年5月22日），刘瑞龙：《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528页。 [54] 《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粮食总局关于目前粮食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1947年3月3日），刘瑞龙：《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403页。 [55] 《大家动手，克服柴荒》，《大众日报》，1947年4月3日，第2版。 [56] 转见彭慕兰著，马俊亚译：《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57] 李翠华：《对解放战争时期支前、转移工作的回忆》，《南麻战役》，第254页。 [58] 刘延博：《忆1947年沂源人民的支前斗争》，《沂源党史资料》第2辑，第10页。作为一个现实的考虑，烧柴需要的是干木材，新鲜的树枝并不能用作柴烧，故临时的砍树其实并不是最好选择。相较而言，建房用的枯木材和干草，更易用作燃料，不过，拆房对农民造成的损害更大。 [59] 《陈毅、粟裕、谭震林关于华东一年来兵员、民夫、粮食补给供应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7年7月），刘瑞龙编：《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6页。 [60] 李翠华：《对解放战争时期支前、转移工作的回忆》，《南麻战役》，第254页。刘延博：《忆1947年沂源人民的支前斗争》，《沂源党史资料》第2辑，第10页。 [61] 沂蒙地委：《向区党委、华东局的报告（解决粮食、马草的报告）》（1947年4月份之后），临沂市档案馆藏，1/1/23/50。 [62] 赵乐周：《某县数区牛草困难解决》，《大众日报》，1947年4月1日，第3版。 [63] 《孟良崮战役后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关于支前工作的讨论》（1947年5月19日），刘瑞龙：《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521页。 [64] 沂蒙地委：《向区党委、华东局的报告（解决粮食、马草的报告）》（1947年4月份之后），临沂市档案馆藏，1/1/23/50。 [65] 鲁中区支前司令部：《关于保证部队战士供给，达到群众平衡负担的通令》（1947年6月8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鲁中区行政公署档案，G35/1/41/9。 [66] 支前分社：《马草没了吗？》，《大众日报》，1947年6月16日，第2版。 [67] 《陈毅在〈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中关于后勤工作问题（节录）》（1947年12月30日），刘瑞龙编：《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139页。 [68] 黎玉：《动员起来，经济上再打一个胜仗，保证战时供给》（1947年1月3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8辑，第186页。 [69] 山东省粮食局：《山东省两年来公粮负担变化的概况》（1947年），山东省档案馆藏，山东省粮食局档案，G14/1/8/6。 [70] 相关数据见《（渤海区）财经委员会会议记录》（1947年7月20日），山东省档案馆藏，中共渤海区委员会档案，G26/1/288/3；邓子恢：《目前渤海区的财政问题及克服办法》（1947年10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9辑，第434页。 [71] 笔者尚未见这一时期全省范围内系统调查统计，各地零星调查显示人均占有土地多在2-4亩之间。如滨海区的统计，莱芜莲花池村的调查，滨州县杜店村的调查等。参见张学强《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董本来主编《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土地改革》，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杜店村半年来财政负担情形调查与整理的意见》（1947年7月13日），滨州市档案馆藏，1/1/30/2。 [72] 山东省粮食局：《山东省两年来公粮负担变化的概况》（1947年），山东省档案馆藏，山东省粮食局档案，G14/1/8/6。 [73] 《山东省粮食总局指示——关于夏征工作中具体问题由》（1947年5月8日），《山东革命根据地粮食史料选编》第1辑，第207页。 [74] 参见《中共华东中央局关于彻底施行土地改革的指示》（1946年9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土地改革》，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和平献田”也是被后来批评该年山东土改“富农路线”的由来。现有研究多指出这种批评有失偏颇，但从下文对该年夏季公粮征收的分析，会发现献田方式确有一些弊端，引发得地农民的不满，故对1946年的“和平土改”仍有进一步认识之必要。 [75] 《临邑从走群众路线中执行政策，一天半全部完成夏征》，《渤海日报》，1947年7月4日，第2版。 [76] 《渤海行署颁发夏季征收工作指示》，《渤海日报》，1947年6月19日，第2版。 [77] 华东局工委：《关于渤海财政问题会议记录》（1947年9月29日），山东省档案馆藏，中共中央华东局档案，G46/1/175/9。 [78] 《不顾人民死活的征收政策》（1947年12月25日），滨州市档案馆藏，1/1/32/13。 [79] 惠民县委：《惠民县文化区于韩村情况调查》（1948年），山东省档案馆藏，中共渤海区委员会档案，G26/1/52/5。 [80] 《关于财粮负担的几点调查》（1947年12月30日），山东省档案馆藏，中共中央华东局档案，G46/1/179/21。 [81] 参见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黄淮海平原盐碱地改良》，农业出版社1977年版，第1—30页；石元春《黄淮海平原的水盐运动和旱涝盐碱的综合治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页。 [8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黄淮海平原盐碱地改良》，第51页。 [83] 吴桥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吴桥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页。 [84] 杨庆礼主编：《黄骅县志》，海潮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134页。 [85] 邵明伦：《高苑党政民干部扩大会上检讨过去征收工作的地主富农立场》，《渤海日报》，1948年2月3日，第1版。 [86] 《不顾人民死活的征收政策》（1947年12月25日），滨州市档案馆藏，1/1/32/13。 [87] 滨北专署：《夏征工作会议上的总结》（1947年8月5日），潍坊市档案馆藏，40/1/19/1。 [88] 《不顾人民死活的征收政策》（1947年12月25日），滨州市档案馆藏，1/1/32/13。 [89] 《华东局工委向中央、华东局的报告》（1948年1月20日），刘瑞龙编：《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161页。 [90]《邓子恢传》，第343页。 [91] 《舒同主任在华东局工委高干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7年10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9辑，第451页。 [92] 《华东局工委关于渤海财政问题会议记录》（1947年9月29日），山东省档案馆藏，中共中央华东局档案，G 46/1/175/9。 [93] 华东局：《华东局工委关于渤海财政问题会议记录》（1947年9月29日），山东省档案馆藏，中共中央华东局档案，G46/1/175/9。 [94] 渤海行署：《自卫战争以来渤海区二年半支前工作总结》（1949年3月29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渤海区行政公署档案，G34/1/232/3。 [95] 《舒同主任在华东局工委高干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7年10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9辑，第451页；《张云逸年谱》编写组：《张云逸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 [96] 转引自张安山：《解放战争时期的渤海整顿》，《党史博览》2012年第4期，第51页。 [97] 《舒同主任在华东局工委高干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7年10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9辑，第451页。 [98] 胶东区粮食分局：《年来粮食工作报告》(1947年)，山东省档案馆藏，胶东区行政公署档案，G31/1/1020/5。 [99] 《刘瑞龙对淮北目前工作的指示》（1948年1月12日），刘瑞龙编：《第三野战军后勤史料选编》中卷，第151页。 [100] （山东）省粮食总局：《关于战胜粮荒的紧急指示》（1948年1月9日），山东省档案馆藏，山东省粮食局档案，G14/1/14/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