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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48年春夏：救灾与征收 1947年底，中共在山东已经扭转了军事上的被动，转入战略反攻，在1948年上半年接连收复胶济线重镇周村、潍县等地。然而，与军事上凯歌高奏不同的是，1948年春夏间，山东全省普遍灾荒，农村财粮整体趋于枯竭。面对此种情形，华东局和中共山东省府又如何应对？ （一）春荒救灾 1947年战争破坏、土改过“左”以及天灾影响，使得1948年初山东解放区早早陷入严重的春荒之中。1月9日省粮食局下发的战胜粮荒紧急指示中，明确指出“目前各地粮荒现象，已日趋严重”。[100]该年新旧历相距较远，1月9日按农村通用之旧历实为上年11月29日，也即是说，在农历春节前一个月即已出现粮荒问题了。加之，春节前进行的秋征又进一步紧缩了农民口粮，加剧了该年的春荒。7月华东局的一份报告印证了年初的粮食不足，称“入冬不久，鲁南、鲁中、胶东、苏北各地灾民计达三四百万，其中今春一月断炊者与仅能维持至三月者便有数十万人”。[101] 具体到胶东，1947年下半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战争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1948年初，天津《大公报》如此描述当地情形：“目前胶东共区，壮年都被征走了，遗留下的老弱妇孺，耕种无力，田地荒芜，给了一个保队编组，看守家乡。小麦依然未下种，三十七年春荒就要临头了。”[102]胶东灾情最为严重者为南海和西海两区。1月19日，南海地委分析：“受灾难的区域全南海八个县就有33个区，其中最严重，生活无法维持者即有21个区，如按人口计算将有70万人口左右”，约占南海总人口的1/4。即便收成最好的平南罗兰区和平东石砚区，也不过7成年景。[103] 渤海和大鲁南情形也大致如此。1947年底华东工委委员张蓬向邓子恢报告，渤海三专署地区“由于水灾，食粮不多，明春灾荒饥饿可能严重”。[104]大鲁南地区灾情最严重的是上年受战争破坏最重的沂源县，据2月间沂源县张庄区书记朱涛汇报：“张庄区灾情非常严重，群众既没吃的又没烧的，已经饿死了三口人”。[105]鲁南区党委书记傅秋涛也提到：鲁南“今春灾情特别严重，今春有二十万人口没有饭吃，缺粮一个月至三个月是普遍现象”。他强调，与战争相比，缺粮是“最大危机”，“成了能够坚持的主要问题”。[106] 由此可知，1948年初山东农民缺粮问题已非常突出，经一年半战争，农村财粮已近于枯竭。此时，省府财粮状况怎样？该年2月，华东局财委主任曾山分析，在华野西兵团已经外线作战的情况下，上半年政府“现有的粮食尚差两个月”。[107]此后，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向中央的汇报也指出：“严重战争与灾荒造成去冬今春华东财政粮食严重的困难”。[108]各地对此也有反映，如南海区年初分析“按预计的秋征粮计算，党政军也仅能吃到三月底”。[109] 此时，农村和政府均已陷入财粮危机之中，如何解决，成为摆在华东局和中共山东省府面前尤为棘手的问题。显然，向农民借粮已成为不可能之事，曾山明确讲：“上年缺粮时还可向群众借”，然而，“今天人民还少二三个月粮，你再借，群众就要向你拼命了”。[110]相反，面对此种情形，基于长期形成的群众观念，华东局首先采取的是向灾区拨粮救济。2月底，华东局确定“生产救灾”作为该年政府的中心工作，明确提出“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全力救灾。以灾情严重的大鲁南地区为例，仅1月至3月，华东局就向该地调剂粮食达3400万斤，发放救济款370亿元（北海币）[111]，并减免灾区田赋。经政府救济和组织生产，至麦收前，尽管山东解放区农民生活极为艰难，但绝大部分安然度过春荒难关。 当然，政府把财粮全力用于救灾，不可避免地加剧“山东空前的财政困难”。“当时估计，全省上半年财政赤字最少要超过400亿以上。”[112] 对于自身困难，华东局借鉴上年渤海区经验，以清理物资、降低生活标准和整编后方机关的方式加以解决。年初山东80万脱产人员，至9月饶漱石向中央报告时已降至60多万，减少近1/4。[113]并通过取消中灶，降低伙食标准和个人津贴，进一步减少开支。此外，华东局在清理物资方面也取得明显效果，“缴公物资达北票500亿元”。[114]采取上述措施的结果是，“上半年六个月对部队四大器材及对各机关的供给几乎全部停发，均由各部节余解决”。[115]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山东上半年财政实际亏空仅100亿元，比年初预计减少了3/4。[116] （二）夏荒征收 艰难渡过春荒后，农民最为迫切地是尽快接上夏粮。夏收的好坏关系着农民吃粮和政府征收的增减。夏季的主要收获作物小麦，为上年秋季种植，上年种植情况直接影响着该年收获的高低。据1948年各类调查反映，上年不仅“麦子种的很少，而且种的不好”。[117]如胶东南海区600万亩耕地，往年可种小麦300万亩，1947年仅种植180万亩，有120万亩未能播种。“如果每亩以一百斤计算，则将有一万万二千万斤小麦歉收”。[118]即便如此，南海似乎还是胶东种麦面积较好的地区，因为胶东上年“秋种麦仅及往年二分之一”。[119]山东其他地区的情况也不乐观，1947年底张蓬汇报他所视察的渤海区，“一路上所到之处民生疲敝，小清河北的孬地秋天未耕，一片荒草和高粱杆子，麦田下种的极少，因为战争及群众生产情绪不高，怕种了麦子自己吃不到，完全交公粮。据广饶县县长谈，种麦地数只占往年的30%，减少了70%”。[120] 可以想见，在上年小麦种植偏低的情况下，该年夏季小麦并不可能得到丰收，等待农民的将是又一个灾荒——夏荒（亦称“麦荒”）。进入6月，鲁中沂北县委在工作汇报中就反映：“虽然麦前一般的解决了灾荒的严重，但夏荒须引起我们的加倍注意，尤其长安区、韩旺区。如长安区不仅春荒，因去年受沂城敌人抢扰，麦子种的很少，全区种了不满总地亩23%的麦子，有的村种的太少了，大滑石沟才种了5小亩，韩旺区种了15674亩，麦子占总地亩数的21%。”[121] 对于种麦较少的问题，尽管政府在上年年底就已意识到，并积极鼓励农民补种早熟作物，“多种瓜菜等粮食代用品，多种早熟庄稼”[122]，但受现实影响，实际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如该年5月胶东昌南县南孟区调查，春荒时节，许多农户由于缺乏种子，再加顾虑种在距家较远的庄稼地里被人偷去，自己吃不着，故早熟瓜菜粮种的不多，曹戈庄每户仅平均1.2分地。而“麦后荠荠菜老了，树被顽军杀光，连树叶都没有，麦子种的比往年又少，长的又不好”。[123]如此，夏荒即成为必然。再如沂北县，“根据各区报告及县里干部到几个区的调查了解，沂北由于春荒基础，麦荒仍是严重，有些区麦收后麦粮打下，故能解决问题。但有些区由于麦种过少，饥荒绝粮现象仍然存在。”麦荒到来，“青菜不多，豆角、方瓜下不来，树头菜已老，即便吃糠也是不多，时直青黄不接。”农户认为，“在家没盼头了，不如早出外逃荒，免得晚了走不动了，所以群众纷纷酝酿到外地逃荒，徐家洼一带几个村子走了十数户（内军属数户），全区未有统计，韩旺区已走了200余户逃荒户，一家有走一半的，有的光留下劳动力。”[124] 春荒后接连夏荒，农民尚无法从灾荒中恢复过来，夏征自然又会遭遇严重困难。对此，华东局已有预判，在3月生产救荒时就曾强调：“今年夏征的负担必须减低”。[125] 从征收总量看，由4表可知，胶东在1948年人口、土地均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夏征较上年度减少了7000万斤，约1/3。渤海在土地增加的情况下，夏征也减少了约6400万斤，减少1/4多。大鲁南尽管1948年人口、土地和征收量均有增长，但人口增长幅度为70%，土地增长幅度为52%，夏征额增长幅度仅为18%。可以看出，该年中共也是努力为保障农民生活而尽力减少夏征。  从具体各阶层负担比重观之，该年山东解放区大部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土改，基本实现了土地的平均，地主富农不再占有较多土地，甚至个别地区土改后“贫雇农地多，中农次之，富农地少，地主最少”，出现土地占有的“倒宝塔”现象。[126]因此，抗战以来针对地主富农土地过多，所执行的累进征收方式已经失去意义，更为现实的是，人均土地数相近，也失去了累进的可能。基于此，该年省府实行更为简便的按亩纳粮的征收方式。 具体办法是以户为单位，每中亩全年征收公粮30斤。[127]这一征收标准是高是低呢？据该年夏征统计，渤海区人均土地3中亩以上，胶东、大鲁南人均土地2亩2分。[128]同年6月，华东局秘书处的统计大致相同，渤海人均3.2中亩；胶东人均2.77中亩；鲁中和鲁南人均分别为1.65中亩和1.54中亩。[129]以渤海区人均3中亩为例，假定该农户家中5口人，全家即有土地15中亩。根据1946年、1947年与1948年公粮征收办法，可计算出该户3年公粮负担量。由表5可知，该户在1948年所纳公粮最少，较之1946年减少14%，较之1947年减少49%。假若以胶东或大鲁南人均占地分析，因人均土地低于3中亩，享有免征5分或7分地的照顾，其1948年征收额相比渤海区还要低。  如前所述，该年山东夏收不理想，农民依然遭受夏荒威胁。7月中旬，华东局甚至向中央请示，鉴于“各地灾情仍较严重”，希望放弃执行中央继续土改与整党的命令，仍以“生产救灾或生产备荒为中心任务。[130]故尽管华东局已经大幅削减夏征任务量，但在实际征收中仍不可避免出现往年征收中所发生的与农民间的冲突。实际上，即便是政府人员，对征收也多持不理解之态度。5月底，省府机关报发表的动员征粮社论中，指出干部中存在着“错误”思想：“有些同志认为，大军已部分南下，地区已经扩大，所以今年公粮应该大大减轻，甚至不征。或认为征公粮与生产救灾矛盾，甚至有个别同志号召群众自动吃公粮，分公粮的严重错误行为。个别幼稚的同志竟把征收公粮认为不合群众利益，把征收公粮的同志看做没有‘群众观点’。”[131] 可以肯定地说，党政人员将征粮视为无“群众观念”的认识，绝非“个别幼稚的同志”，此种观念在各地普遍存在。如胶东区党委在夏征动员时，各地委员对夏征颇有怨言，许多反映“负担虽然减轻了，但灾情也很重，为什么征这么多的粮”。[132]潍南县征收员也提出，“今年严重的灾荒，群众缺衣少食，我们还向群众征粮，似乎对不起群众，无法向群众进行教育解释”。[133]胶高县征收干部认为，“老百姓遭了一春罪，吃了一春菜”，“看到群众因无有麦草，囤里无有粮，即发愁，觉得今春我们给老百姓东西（如救济粮、工赈粮、贷款等），但现在有些老百姓还是很困难，我们再伸手向群众要，觉得很难的”。[134] 从该年胶东滨北七县夏征工作总结可知，在征收中均遭遇了农户欠交、不交的问题，但为了完成任务，也多采用了押人或打人等逼迫方式。[135]其中，诸城县夏征总结反映的农户欠交情形最为普遍。该县城北区欠户最多，“马连河子共70户，尾欠41户；大宋仁200户，欠101户；后马连河子180户，欠50户；上沟河214户，欠83户；后古庄111户，欠30多户；崖头130户，欠71户；胡家楼160户，欠60户；西郭家埠140户，欠100多户，只交齐三四十户；角村300余户，欠50余户。”[136]为征齐尾欠，前马连河子村召集尾欠户会议，“干部轮流吃饭，不叫群众吃饭，最后有2户没办法就说俺卖锅卖柜也拿上就是了”。[137]莒北县贾悦区“灾情很重”，为追缴尾欠，“押人12余名”。[138]胶南县林许区押12人，并以押人作为完成任务的经验在本区传播。[13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