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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48年秋后：有重点的继续征收 农民在熬过春夏粮食严重短缺之苦后，迎来秋收。前述上年秋季麦种偏低，大量土地荒芜，不过，这些荒地在该年春季政府组织的生产救灾中大部种植了作物。据华东局秘书处6月间统计，年初山东解放区荒地多达200余万亩，经春季生产救灾，减少了近140万亩。[140]夏季继续灭荒，7月间报告，灭荒数已达到了150万亩。[141]受气温等条件限制，这些春夏间被消灭的荒地，除了种植早熟瓜菜外，多为秋熟作物，事实上，即便种植早熟瓜菜，也可在收获后接茬种植晚秋成熟作物。如此，无形中增加了该年秋熟作物的种植量。又因夏秋水旱灾害较少，使得该年秋季收成大好。 11月27日，饶漱石向中央汇报“今年华东秋收一般约七八成，为四年来最好年景”。[142]第二年省实业厅分析，“1948年秋季收成，除部分灾区外，一般均在七成至八成，个别地区达到九成年景。胶东一般地区1948年秋季收成较1947年增产1/3到1/2，将近1946年的生产水平。渤海一般均在七成至八成年景，鲁中南约六成至七成年景，少数县份达八成年景，较1947年增产二成至三成不等。”[143] 粮食丰产，加之上半年制定的公粮征收标准不高，相对缓解了农民春夏缺粮的困境。不过，战争仍然在继续，相较胶东与渤海两区，大鲁南作为济南战役的作战地和此后淮海战役与渡江战役的邻近地，仍然承担着较大压力。 （一）济南战役时的预征 为了尽快解放山东，继7月中旬兖州战役后，中共中央要求许世友、谭震林率领华野东兵团乘胜拿下国民党在山东的省府济南市。许、谭计划于7月22日进攻济南[144]，但是，远在豫皖苏作战的华野代司令粟裕认为，以许谭现有兵力攻济打援“势难兼顾”，建议休整一个月后，由华野东、西兵团合力进攻济南。有鉴于此，中央否决了许谭预定的计划。[145] 中央的否决使攻打济南的时间拖延了下来，但是，相应的进攻部队仍在临近济南的泰安、兖州等地集结。[146]而且，为增强作战兵力，原本已经南下豫皖苏作战的华野西兵团回撤山东，苏北兵团的两个纵队和一个旅也北调参战。[147]据粟裕称，在济南战役中，中共在山东总兵力达到32万人，国民党守城和可能增援兵力仅28万人，“出现了我军在兵力上优于敌人的新局面”。[148]然而，对后勤供给而言，大军云集对财粮的需求必然增加。省府除从渤海地区调运部分粮食外[149]，只得向战争所在地的大鲁南地区就近预征秋粮。 按照省支前委员会要求，大鲁南地区需供应担任“打援”任务的华野6个纵队[150]和冀11纵以及鲁中南部队共八支部队的粮食需求。根据预计，八支部队和支前民工每日需粮70万斤，供应3个月即需6300万斤，而当时鲁中南靠近作战区的二、四、五专署粮库仅有存粮2800万斤，缺口在一半以上。[151] 资料显示，省府于8月即下发预征指示，限月底完成。此时“高粱才上场，谷子还未收”，农民手中粮食有限，据鲁中南五专署反映，经请示后，预征工作延缓至9月。[152]9月15日，省支前委员会再次分派预征任务，要求四专署最低预征秋粮3000万斤，此数为该地秋征总量（秋公粮+下期田赋）的1/2；二专署预征2000万斤，为秋征总量一半；五专署预征1000万斤，为秋征总量的2/3；三个专署共计预征6000万斤。[153] 对农民较好的是，此时秋季作物已开始收获，如9月22日四专署白彦县委书记陶有亮汇报，该地秋季高粱、早豆均已收割完毕。[154]这部分缓解了交粮压力，但由于部队过境紧急，预征作为突击任务，还是给当地农民带来不小困难。9月22日，四专署反映泗水和济北两县麦粮全部吃光，“尤其是济北，部队过路，他们一点麦粮没有，部队非吃不可，有的直接向老百姓要，扒，有的找区部”。对于该问题，区、县政府均无力解决。[155] 这从该地给部队提供的加工粮品质上也可看出些许问题，当时加工粮存在的一个“普遍性的严重问题”是“质量低，杂物多”。如四专署的邹县“小麦、面粉内普遍有砂，约占百分之五上下，同时面粉既黑又粗，且杂有麸皮，小米内的谷子也很多，约占百分之十上下”。[156]另据报告，该县加工粮中总共“有几万斤至几十万斤的砂子、谷子和糠”。四专署的凫山县和七专署的宁阳县“供应面中还有掺石灰的”。[157]究其原因，除了任务紧迫，征收人员工作不细致外，也能反映出部分农民对于预征的态度。 （二）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时的秋征与借粮 经过八昼夜激战，9月24日，中共顺利攻下济南。此后不久，临沂城和烟台市也相继解放，山东境内的国共战争基本结束。不过，随之进行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依然需要山东解放区的财粮支持。 对于淮海战役，华野指挥官认为，“继济南战役胜利之后，根据目前全国形势与部队的思想情绪，均有胜利条件与信心，所感困难者，唯有粮食问题。”[158]由此可知后勤供给压力之大。据战后统计，在两个多月的淮海战役中，中共军队和民工实际用粮4.3亿斤，但为了保障供给，山东、冀鲁豫和豫皖苏等解放区共筹集粮食9.6亿斤，是实际用粮的2倍还多。[159]在上述各解放区中，山东筹粮最多，为3.9亿斤，占战争供应总量的40%。那么，山东是从哪些地区，以何种方式筹集到如此多粮食？ 就地区而言，距战场较远的渤海区筹粮1.1亿斤，胶东滨北区筹粮1000万斤，剩余2.7亿斤则全部靠距战场相对较近的大鲁南供应。[160]对于筹粮方式，现有分析多指出农民积极支前，捐粮献粮。实际上，济南战役的预征和正常的秋季公粮征收是粮食筹集的最主要途径。 华野设想的济南战役，在攻下济南城的同时，歼灭大量由陇海路北上的国民党援军。故华野预计济南战役的作战时间，短则20天1个月，长则3个月。[161]所以，为保障战役的粮食供应，省支委向大鲁南下发的预征粮任务，计划供应时间为3个月，也即粮食应持续供应到12月中旬。[162]由于济南战役仅用时8天，故济南战役已经完结和尚未完结的预征均转入淮海战役的用粮之中。据此后不完全统计，9、10两月大鲁南共预征秋粮8000余万斤。[163] 当然，对于大鲁南2.7亿斤的粮食供应，8000余万斤的预征粮为数太少。不过，进入11月，按惯例进行的秋征开始，秋粮的征收成为粮食筹集的最主要方式。如渤海区12月间1.1亿斤的筹粮，完全可以从该地4亿斤秋季公粮征收中开支。然而，这对于大鲁南仍有一定难度，这是因为该地秋征总量也仅为2.6亿斤[164]，也即是说，大鲁南全部秋征粮仍低于该地对淮海战役所供应的粮食量。这使得该地一些需粮紧张的地区不得不进行借粮。如峄县粮食局称“在全力支援伟大淮海战役中，44天完成了上级所给200万斤借粮任务”。[165]沂蒙等地也进行了借粮。[166] 据一些地区的调查和内部会议讨论可知，当时借粮强度非常之高。鲁中南邳县运南区是新收复区，除了按亩摊派，每亩征收10斤（麦、秋粮各半），可预借到35万斤外。另通过查封方式，不管地富贫雇，“只要发现大批存粮”，就由政府收取，供前线部队使用。据统计，以此方式所收之粮竟然与按亩摊派预借数相仿，也为35万斤。[167]该县为完成任务，“县到村硬压任务，不择手段，打押现象很多”，“致有的村出现三光（柴粮用光，壮丁出光）”。[168] 接夏粮前，淮海战役并非最后之征收，该战役结束不久，中共山东省府就酝酿为即将进行的渡江战役筹集粮食。[169]1949年1月19日，省府正式下发预借指示，分析“现存公粮距离实际需要约差二亿斤以上”，要求“为了保证部队休整及出击期间的军粮”，争取在2月底前预借公粮2.2亿斤。[170]由表6可知，渤海和大鲁南继续成为借粮最多的地区。渤海区上年秋季公粮共征收4亿斤，此次预借粮为秋征量的25%。大鲁南秋征公粮2.6亿斤，此次预借为秋征量的23%。胶东秋征3亿斤，此次预借为秋征量的16.6%。[171]  此时已为春荒时节，农民余粮不多，特别是大鲁南地区经淮海战役筹粮，余粮更少，即便各地方政府也多感到借粮困难。鲁中南二地委在动员借粮时，也承认存在着诸多困难：“群众刚交过了公粮田赋，过去的借粮尚未还清，部分地区收成不好，且完成任务时间短促”。[172]沂蒙专署反映，“各县接到任务后，区村干部思想发愁，有的认为公粮还没彻底结束，又向群众借粮，没法向群众说；有的认为以前借还没归还，再向群众借粮，群众有怨言；有的认为春荒严重，群众没的吃，没法向群众要；有的认为自报公议群众不能报，又不准摊派，怎么会能完成任务”。[173] （三）春荒与再救济 由于秋征以及借粮，至1949年春，山东解放区特别是大鲁南地区，农民缺粮问题再次发生。仅据公开报道便知，1949年初，“鲁中南南部苍山、赵镈、兰陵、费县、邳县、峄县、临城、麓水、铜山等县今春灾荒仍相当严重”，“老区一般缺一个月的粮食”，新区“缺两个月的粮食”。缺粮农民“从去年秋季即开始逃荒”，据1月间统计，“灾情严重地区已逃荒人口达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如岳城区幽关联防1038户、4761人，已逃荒者达314户、1235人，占全人口的三分之一。兰陵兰城店区唐村（灾重村）27户、128人，逃21户、102人；桃皿村84户、249人，逃荒65户、210人，两村逃荒合计占二分之一左右。”[174] 胶东自1948年下半年即远离战场，在山东境内该地供应前线的财粮最少。但即便如此，1949年3月间也同样发生农民缺粮和大量逃荒。如3月初，蓬莱县“发现农民有讨饭的，三月四日那一天，就有十余户烈军荣工属到区里去要救济粮，后来就越来越多”。[175]昆嵛县管山区反映，“据三月上半月统计，全区27个行政村逃荒的占全区总户数的百分之九，绝粮户占总数百分之十五点五，灾情已很严重”。[176] 中共扎根农村，对农村情形极为了解，而且其一切为贫雇的“阶级观念”，使其对农民生活也总能尽力关照。旧历年前，鲁中南行署对于军、烈、荣、工属中缺少粮食又无法解决者,提供了300万斤粮食救济。[177] 当意识到初春农民普遍吃粮困难后，救济工作也随即展开。以灾情严重的大鲁南为例，1月间，鲁中南五地委发现该地农民严重缺粮后，即向上级党委报告，并提出相应救灾措施。[178]2月20日，鲁中南行署明确“灾区应以生产救灾为中心”，区党委组织工作队，“亲到兰陵，凫山等灾重地区帮助工作”。3月13日，区党委“又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每天用电话联系，掌握各地灾情，及时具体指导各地生产救灾工作”。[179] 事实上，经历上年春夏严重灾荒后，山东解放区政府对于救灾工作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应对方案，1949年救灾工作相对更易开展。据7月小麦收获后的报道，“鲁中南二百万灾民……已基本上胜利的度过了严重的灾荒”。[18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