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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体感”理论的研究回顾 格牙村的长街宴饮食习俗（the food ways）与食物(food)及文化参与者的身体经验密切相关。从长街宴表征的文化-社会情境出发，到村民们对食材的选择、分配、烹制，对饮食的共同关注与享用，到食物象征意涵的形成，伴随着载歌载舞的节日欢腾气氛，参与者不但能体验到个体的兴奋感，还能体验到由诸多神圣食物带来的道德感、尊崇感，以及恰如迪尔凯姆所说的团结感等“集体意识”。显然，长街宴饮食习俗具有诸多的社会象征文化意涵。然而，传统人类学对仪式与食物的研究路径，主要是从既存的文化分类体系出发，以预设的文化认知来强调一般性的社会行为，把仪式作为象征系统、把仪式中的食物作为象征符号来对待，这种研究路径完全忽视了个人的感官知觉体验。也就是说，忽略了个体不可缺少的身体经验赋予宴会食物文化内涵与意义的基础，就难以回答某些经验性身体行为的逻辑归纳结果。 由于“身体感”的理论和方法探讨身体作为经验的主体如何感知体内与体外世界的知觉项目 (categories)，以再现内在与外在世界的真实；不同文化的成员由于感知世界的焦点与方式不尽相同，所以对生活的世界有不一样的感受，而不只是各自想法不同那样地简单[4]。因此，把“食物属性与感官知觉体验、身体经验与社会文化意涵”联系在一起的新的研究方法可使我们从追溯哈尼族宴会食物起源与功能的历史纵轴出发，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社会、历史与文化。 从经验上来说，仪式中为人们集中关注的食物不会那么容易被人的身体遗忘，也不容易在逻辑的框架中受到束缚。身体感理论认为：仪式中的食物不仅具有功能整合实现的机制，还能够展演社会关系结构的内涵与文化象征意义，藉此建立团结和成员身份认同的集体心态。此前，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曾经从强调身体（body itself）、身体经验（bodily experience）、感知的时空环境因素（spatiotemporalfactors on perception）出发，作了一系列反笛卡尔式的思考——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不仅具有思维的（mindful）属性，甚至人的思想（mind）也要藉由身体的“体验”（experience）、“感觉”（sense）来“体现”（embodied）[5]。由此看来，虽然斯特劳斯（Levi Strauss）结构主义的分析主要是通过仪式、食物等具体的对象来寻找逻辑，但是分析从一开始，就置身体的经验于争论之中，不顾身体的思维属性及感官体验的魅力。民族学者在应用田野调查法书写民族志以及人类学家使用比较和归纳法进行逻辑分析时，常会碰到一系列的矛盾：经验与认知、身体与心智等笛卡尔式的对立经常出现。所以，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既非原创，也不新鲜。同样地，形式主义的文本分析法、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因为忽视了仪式过程中成员个体的感官知觉、身体经验与行为对建构文化意义的重要影响，存在着极大的任意性。 另一方面，身体感的理论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逐渐兴起的感官人类学理论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感官人类学最早可推至30年代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对“努尔人”感受时间的描述开始，因为“努尔人”的时间可以随着身体经验的不同而不同，不再是恒定不变的[6]。迈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在所著《人类学：文化与社会的理论实践》（Anthropology：Theoretical Practice in Culture and Society）一书中，对于人类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指出：“人类学的任务是透过那些自称永恒真理的华丽词藻去揭示隐藏背后的种种我们所熟知的实践行为”，从身体（body）到身体感知（body sensory）的探讨，即透过五官，人们可感知人类智性的真伪与虚实，使种种虚假的东西得以剥离[7]。洛克（Margaret Lock）通过收集美国人与日本人在器官移植、脑死亡、疾病、月经、女性更年期症状等方面获得的身体经验，提出“身体政治”与“社会躯体”的概念，以泛指多领域集体性身体的调查分类。虽然从方法论角度看不很明确，不过也丰富了乡土生理（local biologies）知识的理论，促进了感官人类学的发展，对MargaretLock而言，只有从身体的感知出发，才能谈论政治世界，而“社会躯体”的形成有着一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8]。以上二者皆指出，“感知的内涵不只是生理的现象，亦是社会讨论（或争论）的结果，与社会阶级、消费及政治的过程有密切的关系，因而亦是历史过程的产物”[9]。1990年，艾克曼（DianeAckerman） 在所写《感官之旅--感知的诗学》（A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中具体阐述了西方社会基于五官感所产生的第六感“共感”（synesthesia）。 大卫.霍威斯（David Howes）在《香气：气味的文化历史》（Aroma: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Smell）中写道：“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仅充斥着好闻和不好闻的气味，这些气味还浸透着道德和宗教的意涵。变质鸡蛋的硫磺味就代表着魔鬼，甜甜的玫瑰花香象征着圣母玛利亚。在近一百年以来，我们采取了很多特殊措施防止受污染和除臭，以摆脱有意图的气味。”[10]因此，与被动式吸二手烟一样，搽过多的香水，或往空气中喷洒过量的香水也会被认为是对他人呼吸无气味空气权利的侵犯，“如今的目地是要尽量减少我们嗅觉所受的刺激。”在1991年所编辑的《感官体验的种类》（The Varieties of SensoryExperience）对人类的身体感知进行探讨时，霍威斯提出只有深入研究土著 (the natives) 的感官经验，才能了解他们所经验的世界的观点[11]。1993年，康斯坦斯·克拉森（Constance Classen）在 《感觉的世界》（Worlds of Sense）一书中对孟加拉国国国湾小安达曼岛上的翁基人（Ongee）利用动植物的味道来采摘植物、猎杀动物的事实，以探讨其精神信仰之身体感官经验的基础。[12]“基于这项主张，感官研究的取向一方面于理论上强调跨文化比较研究感官经验的历史与文化面向，主张人类学家应该深入研究土著 (the natives) 的感官经验，将身体经验的资料写入我们的民族志中；在方法论上更提出具体的要求，强调人类学家进入田野时除了依照传统方法论所教导的，应该抛弃文化（观念）的偏见外，更需要意识到早已内化入研究者本身之身体感官的偏见，学习从土著的感官面向来了解他们所经验的世界”[13]。史托勒（Paul Stoller）甚至认为：不像在西方国家，听觉在一些少数族群文化中被赋予的重要性还远远超乎其他感官之上[14]。“身体感”一词原为著名之比较医学史学者栗山（Kuriyama），于研究日本“肩凝”、中国的“虚”、及西方的“紧张”之身体感觉时所提出，以指称身体经验的焦点或范畴，并分析这些身体感的历史发展[15]。栗山曾经指出：历史学家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果人的身体在有记载的历史中处于相对无变度状态，那么医学怎么能够拥有白己的历史呢? 换言之，由于医学的历史经历了如此大的变化，它所研究的身体及身体经验要比预想的更加充满变数、更不确定(less given )[16]。由此看来，中医理论知识及其临床工作为研究身体及身体感提供了极其有用的途径。在我们的生活中，以身体的感受为特征，是很普通和平常的事实，这是一种身体的经验而不是明确的认知。无论如何，身体感的研究取向要求我们在分析研究对象时，从“有经验能力的身经由身体感的网络面对这个世界”，以思考何为文化的问题，人类学家更呼吁人类学的知识发展与历史传承需全面加入感官经验的基础，成为“感觉的学问”(sensuous scholarship)[17]。 总之，本文应用身体感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从云南哈尼族感官世界的民族志事实出发，通过长街宴饮宴情境，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之中的个体成员如何安排和操弄食物以获得身体感需求满足的事实，了解单一族群从建构食物属性、类型到意涵形成的全过程，进一步比较族群不同的饮食习俗与社会变迁程度之间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