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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欧亚种葡萄引种中国（中原?）的时间争论 至于欧亚种葡萄何时传入中国（中原?）的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由张骞或李广利前126年后带回 《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汉使取其实来，於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由于《大宛列传》记载的是张骞西行西域的史实，因此，后世史家认为是张骞首次将大宛附近的葡萄带回中原。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东汉王逸。《齐名要术·种蒜第二十九》引王逸：“张骞周流绝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16]贾思勰未对此引文做特别交待，故无法知其所出。此后，《酉阳杂俎》《太平广记》《农政全书》等文献俱沿袭此记载。因为西汉时期的大宛已是欧亚种葡萄的栽培地域，因而张骞首次从西域带回欧亚种葡萄的观点逐渐成为一种典范认识。[17] 与此观点相类似，另一观点主张欧亚种葡萄是李广利在大宛之战后带回中原的。[18]《汉书·西域传》载前101年大宛之战后，“（大）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由这条史料，史家将欧亚种葡萄引种中原的功绩归于李广利。文献记载中，最早提及李广利带回葡萄的是《博物志》，其文曰：“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得蒲陶”。[19]后世的《白孔六帖》《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全芳备祖集》均沿袭此一说。 长期以来，学界围绕张骞、李广利将欧亚种葡萄引入中国的史实真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过，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张骞、李广利引种欧亚种葡萄的史实是不可信的。[20]但欧亚种葡萄于西汉开拓西域时被引入中国（中原？）的观点被保留，具体引种的人物当是《史记》《汉书》当中那些不知名氏的“汉使”。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这些汉使“相望于道……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从而将欧亚种葡萄等物种带回中国（中原？）。 （二）约前11-前10世纪周代时引种 实际上，在讨论张骞、李广利引种欧亚种葡萄真实性时，学者已注意到与此相关的早期文献与考古资料。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早在张骞西行之前，蒲陶已出现在中原汉地。如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言：“樱桃、蒲陶……罗乎后宫，列乎北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该赋完成于公元前137年左右，[21]早于张骞第一次返回中原的时间。也就是说，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欧亚种葡萄可能已经进入皇家园林，只是尚未普遍推广栽种。 有学者认为，早在周代欧亚种葡萄已进入中原内地。[22]据《周礼·地官》载：“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蓏果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东汉郑玄注:“果，枣李之属。蓏，瓜瓠之属。珍异，蒲桃、枇杷之属。”[23]由此，学者推论周代皇家园林中出现了人工栽培的葡萄，而能够作为“珍异”栽入皇家园林的必然不是易得的且皮厚、味酸的野葡萄，而是从中亚引进的欧亚种葡萄。[24]如此，欧亚种葡萄于公元前11世纪左右已引种中原。这个时间比第一种观点提前了近1,000年。然而，《周礼》原文并未指出这些果物中的“珍异之物”究竟是何物，且郑玄的注文代表的是东汉时人们认为的珍异水果，可能与周代风尚无涉。 考古资料方面，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察吾乎沟口墓葬群的四号墓地中发现了编号为M43:1的“田地葡萄纹彩罐”。[25]四号墓地的年代约为前10-前1世纪，成熟期为春秋时代（约前8-5世纪）。由此彩罐，学者推测在早周时期，欧亚种葡萄已进入我国新疆。[26]但察吾呼墓葬中未见葡萄实物或相关遗物，而且该彩罐上的葡萄纹饰过于简略，“其中一株结有毛球形带刺果实”，[27]显然，带刺果实应该不会是葡萄。 （三）前5-前3世纪战国时代传入 近些年来，依靠逐渐累积的考古材料，该观点逐渐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上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秦咸阳宫遗址中发现了绘有葡萄的壁画。[28]因先秦时期西域与中原已有密切的交往互动，有学者认为，公元前3世纪我国内地已栽种来自西域的葡萄。[29]但该幅壁画现已无实物存世，其形象仅据当时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描绘，准确性难以保证。 另有学者主张，应从新疆地区的早期绿洲文明遗存中去探寻欧亚种葡萄在中国的引种和传播历史。他们根据尼雅、山普拉遗址的考古成果，推测欧亚种葡萄进入新疆的时间约在公元前4-前3世纪。[30]但尼雅、山普拉遗址的年代基本上晚于西汉，且这些遗址中也未发现葡萄实物或种籽、藤蔓，故此推论也略显证据不足。 真正决定性的考古成果来自于吐鲁番盆地的苏贝希文化中。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盆地的洋海墓地二号台地墓室（编号M2069）中发现了一段长约115厘米、宽约2.3厘米的葡萄藤。经生物样本分析，该葡萄藤为环孔材，与蘡薁、葛藟等野葡萄的半环孔材有明显的生物学特征区分，表明该标本为欧亚种葡萄藤蔓无疑。根据树轮校正，该葡萄藤标本的相对年代约为公元前5-前3世纪。[31]再从生长轮来看，此株葡萄已有6年树龄，可见是人工栽培的葡萄。另外，1991年，在同属该盆地中的苏贝希三号墓地居住遗址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战国时期的葡萄种籽。[32] 新疆地区本无野生葡萄属植物，吐鲁番极端干旱的气候也难以满足中原内地野葡萄的生长环境，但这恰恰是欧亚种葡萄生长的沃土。因而，可以认为吐鲁番盆地出土的葡萄种籽、藤蔓均属欧亚种，其进入吐鲁番盆地的时间为目前欧亚种葡萄进入中国的时间提供了最准确的年代依据。 吐鲁番盆地出现战国时人工栽培的欧亚种葡萄，说明在此之前欧亚种葡萄已有可能进入了新疆；同时也说明，欧亚种葡进入中国内地前必然经过了新疆地区的中间过渡；而如果从更广阔的亚洲地域来看，欧亚种葡萄进入新疆也必然经过了中亚地区的过渡传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