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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欧亚种葡萄在中亚的传播与进入新疆时间路径 尽管存在“单一说”与“多元说”的争论，目前大部分观点认为，欧亚种葡萄是在公元前6,000左右于地中海东岸地区驯化完成，此后逐渐向外传播，而中亚地区是向东传播的主要地域。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排除欧亚种葡萄在中亚独立驯化和栽培的可能。 （一）欧亚种葡萄在中亚的传播及文化联系 由于葡萄栽培需要稳定的水源灌溉以及适当的人力照看，因而葡萄的栽培当与定居化农业有关。目前，中亚地区最早的葡萄实物出自于巴基斯坦奎达（Quetta）东南的梅尔伽赫（Mehrgarh）遗址,该遗址是南亚?最早的定居农业中心。考古工作者在梅尔伽赫一期的MR3台地（5,500 BCE-5,000 BCE）中发现了葡萄、棉籽、大麦与小麦。[33]据此，有学者认为中亚地区可能是欧亚种葡萄最早驯化、栽培中心。[34]由于尚未对这些葡萄进行生物学检测，此说还有待验证。大部分学者倾向于，梅尔伽赫遗址出土的农作物包括葡萄都是从近东引入的。贾里奇（J.F. Jarrige）认为，“那些认为葡萄是在本地驯化的观点无疑忽视了从西面引入的麦类以及过于乐观的估计了MR3台地的年代”。[35]同时还说道：“（梅尔伽赫）对果树进行大量投资栽培，其最早阶段时至公元前四千纪末。最早的和主要的果树乃是葡萄，它在铜石并用时代出现于考古记录中，和最初的原始埃兰书板同时。”[36]如是这样，梅尔伽赫遗址出土的葡萄年代需调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时值中亚地区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 进入青铜时代后，中亚地区依托绿洲出现了早期的城市，这加速扩大了欧亚种葡萄的传播范围。位于今土库曼斯坦南部的纳马兹加文化，是中亚地区青铜时代绿洲农业文化的代表。纳马兹加文化南临科佩特山脉，西靠里海，以纳马兹加德佩、阿尔丁德佩遗址为中心，共分为六期，时代约为4,800 BCE-1,500 BCE。远在新石器时代，本地的哲通文化（6,200 BC-5,000 BC）人群已利用河流灌溉种植大、小麦。到了纳马兹加四期（3,000 BC-2,500 BC）时，当地居民开始栽培葡萄。[37]位于纳马兹加德佩东南部的乌鲁格（Ulug）遗址出土了此时期的葡萄籽。[38]关于这些葡萄的来源问题，有观点认为是随着人群从小亚地区或里海南部、经伊朗北部的戈尔干河谷迁徙至土库曼斯坦而引入。[39]另有学者倾向于认为纳马兹加的葡萄源于当地，属于欧亚种葡萄当中的东方品种群，并且是中亚欧亚种葡萄的原始类型。[40] 伊朗北部被认为是欧亚种葡萄最初的驯化地区之一，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出土葡萄酒罐的最早地区。1968年，考古工作者在伊朗北部发现了一批葡萄酒罐，时约公元前5,400-前5,000年。[41]青铜时代，伊朗东部札博勒（Zabul）以南的沙赫里索克塔（Shahr-e Sukhteh）遗址[42]中出现了葡萄实物。当时人们大量食用葡萄并用其酿酒甚至榨油：“（沙赫里索克塔）植物性食品主要由野生的和栽培的植物构成。栽培植物显然包括小麦与大麦，诸如葡萄和甜瓜之类的水果也被食用……所发现的大量葡萄种子表明葡萄是城市中的普通消费物。虽然并无直接的证据，但是我们可以合理推测，那里曾有兴盛的葡萄酒和大麦啤酒酿造业……在沙赫里索克塔，植物油当是从亚麻籽、乃至葡萄籽中提取。”[43]这显示出当时人们可能对于葡萄的认识与利用已经十分地成熟和广泛。 青铜时代中晚期（2,500 BCE-1,500 BCE），以纳马兹加、沙赫里索克塔为代表的早期绿洲农业与城市都走向了衰落。纳马兹加的人群离开科佩特山脉，向东迁入穆尔加布河三角洲地区以及阿姆河中游。阿姆河中游良好的生态环境，使这些人群得以继续原有的经济与文化模式，这也构成了阿姆河文明的来源之一。考古资料显示，这些农业人群曾居住在库吉唐套山与贝松套山麓间的狭长地带，集中在河流及其支流的附近，种植多种农业作物，包括大麦、小麦、小米与葡萄。[44]显然，当农业人群在向东迁徙时，也带动了相关农作物的扩散。此后，这些农业人群沿着苏尔汗河流域逐步向北扩散，深入到塔吉克斯坦的瓦克什河谷，部分农业聚落由此抵达泽拉夫善河流域以及北方的费尔干纳盆地。[45] 此时期，中亚阿姆河流域与我国已产生了早期的文化联系。阿姆河北部的萨帕利文化遗址不仅出土有葡萄籽实，还发现了公元前2千纪的丝绸碎片。同一时期新疆天山博格达峰的岩画系统也证明了与萨帕利文化有密切的关联。[46]农业交流方面，原产中国的粟、水稻也在此时期的阿姆河流域被种植。[47]科勒（P. L. Kohl）推论:“现今材料虽不足以下定论，但却表明早在公元前3千纪土库曼斯坦南部‘中亚型’食物生产型文化就传播到了中国新疆边境地区。”[48]应当说，中亚阿姆河文明的发展以及与中国的早期文化交流，无疑为后来欧亚种葡萄等农作物的东传提供了历史条件。 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亚的阿姆河流域是以绿洲农业为主的阿姆河文明；阿姆河以北则是以畜牧为主的卡拉苏克文化。此时，整个欧亚北部开始逐渐进入游牧化时期，人群频繁的迁徙、互动，使得畜牧与农耕两大区域的社会生活日益紧密。这种紧密性在青铜器、陶器、经济生活与宗教崇拜等方面均有表现。[49]即使是具有早期游牧特征的卡拉苏克文化人群，也部分耕种来自农业人群的作物，体现出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50]这些都为包括欧亚种葡萄在内的农作物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