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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欧亚种葡萄引种中国的动力探析 包括作物在内的农业文化交流（含动因）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内容，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研究课题，不同的学科、领域和视角，学者们给出的答案不尽相同。实际上，农业文化交流是一个多层次的互动关系，涉及不同的空间、时间维度和发展深度，[68]在不同的发展时空中、针对不同的农作物自然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关于欧亚种葡萄引种中国的动力问题，涉及到的领域和层面同样广泛至多，恐难周全应答。这里我们仅限于上述讨论的内容和范畴，尝试从文化、技术和交通三个方面作出解释。 （一）文化动力——印欧人群迁徙与农业文化交流 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知名植物考古学家马丁·琼斯（Martin Jones）认为，起初农业独立出现于世界不同地区，随后才实现彼此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并在此过程中将各自的农作物和牲畜带到新的地方，而文化和生态、经济因素共同构成史前食物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69]前已述及，欧亚种葡萄传入新疆的时期主要发生在印欧人种东徙阶段。印欧人群东进时期，中亚地区的经济生态主要以绿洲农业为主。印欧人群进入新疆必然会带来中亚地区的农业文化因子，这可能是推动欧亚种葡萄进入新疆地区的最重要因素。 例如，楚斯特文化中典型的石镰、石刀也见于疏附县阿克塔拉遗址、库车哈拉墩遗址和吐鲁番哈拉和卓遗址；[70]中亚六倍体小麦也出现在吐鲁番苏贝希文化、哈密焉不拉克文化，罗布泊地区的古墓沟、小河墓地，伊犁温泉县的阿敦乔鲁墓地，以及和静察吾呼沟口墓地与轮台群巴克墓地中。[71]正是印欧族群的东迁以及由此引发的农业文化的交流，使得欧亚种葡萄等农作物向东传播和扩散，并最终出现在吐鲁番盆地的苏贝希文化中。 （二）技术动力——绿洲灌溉农业的发展与变迁 人工驯化葡萄的种植离不开基本的水源灌溉及相关栽培管理。因而，中亚适宜欧亚种葡萄生长的地区，大都是一些临近河流的绿洲。这些地区与塔里木盆地同属降水稀少的温带荒漠性气候。[72]绿洲农业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灌溉，能否得到良好的灌溉对于耕地上农作物产量的高低具有决定性作用，[73]甚至影响整个农业生产与经济的成败。 实际上，中亚地区在铜石并用时代已出现了利用人工水渠引河水灌溉的“吉奥克修尔”式绿洲农业。[74] 青铜时代后期，由于外阿姆河地区的气候变得干燥，[75]使得传统绿洲区的灌溉水源变得不稳定。另一方面，由于长时期灌溉，传统绿洲区的土地已出现了地力衰竭和盐化现象。[76]同时，气候的变化也促使北方草原的混合经济人群南下，对绿洲居民造成了一定的外部威胁和压力。这些因素促使绿洲人群携带农作物、家畜等，沿着河流、山脉去寻找下一个适宜的绿洲。因此，珠连成带的绿洲是早期农作物逐步移植和渐进推广的依托。到了铁器时代，中亚两河流域以及巴尔喀什湖东南、费尔干纳盆地中均有了灌溉网络和农田，这就为葡萄等农作物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动力。 （三）交通动力——山水通道的东西向拓展 早期人群迁徙大多沿山脉与河流的方向进行。中亚地区主要的山脉与河流基本都是东西走向，因而人群移动的主要方向与此契合。青铜时代后期，纳马兹加人群的迁徙就是沿科佩特山脉、捷詹河、穆尔加布河与阿姆河向东，由此形成了日后的阿姆河文明。此一时期费尔干纳盆地的出土物大都含有纳马兹加文化特征，说明纳马兹加文化居民可能沿着阿姆河迁徙到了费尔干纳盆地，或者说费尔干纳盆地受到了纳马兹加文化的深刻影响。[77] 天山山脉是连接中亚与我国新疆地区的重要地理通道之一。由高山融雪而成的河流在天山南北两侧造成了众多的绿洲、草原与盆地。天山这样一条全线无断绝的农业、畜牧绿色地带，自然是欧亚大陆东西方向人类活动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大通道。有学者指出，在青铜时代中晚期，阿姆河文明先进的文化因素已被当时东向迁徙的人群沿天山山脉带到了乌鲁木齐等地。[78]天山、阿姆河与伊犁河、塔里木河等东西向的山脉、河流无疑为印欧人种的东迁以及欧亚种葡萄等农作物的传播创造了关键的地理条件。 综上所述，长久以来关于欧亚种葡萄引种中国的时间问题，学界大都认为在张骞西行之前，分歧点在于传入的时间是周代还是战国。吐鲁番盆地出土的战国时欧亚种葡萄藤蔓、种籽，为目前欧亚种葡萄传入中国的时间提供了最可靠的依据。吐鲁番盆地位于新疆东部，而欧亚种葡萄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在更久远的新疆西部地区找寻，但目前考古资料的缺环限制了这一工作。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梳理中亚与新疆地区的考古资料以及相应的人群迁徙历史做出初步的推论。目前来看，欧亚种葡萄传入新疆存在“欧亚草原道”与“绿洲通道”两条路线，传入的时间与印欧人群的东徙密切相关，应以公元前2千纪末为宜。至于推动欧亚种葡萄传入中国的动力问题，可能是印欧人群的东徙与随即引发的农业文化交流带来了文化动力，中亚与新疆绿洲农业的不断发展则提供了技术动力，而中亚与新疆东西走向的山水通道无疑又为欧亚种葡萄等农作物的东传拓展了交通动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