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比之下，由于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学术界有关中国集市的研究一度处于低潮。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等学科才又重新开始重视集市问题的研究。其中，历史学的研究取向和研究重点较为一致，他们更多关注晚清至民国以来不同区域集市的形态结构、历史变迁与兴衰更替等问题，进而通过实证研究展开与施坚雅等前辈学者的学术探讨与理论对话。譬如，包伟民对江南市镇及其近代以来的兴衰更替进行了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紧密结合的典范研究；⑩樊树志采取宏观考察与微观剖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明清至民国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历程予以了全方位论述。(11)王笛在其所著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一书中，运用“施坚雅模式”详细分析了清代长江上游地区的区域贸易、城市系统和市场网络，包括集市的作用与功能、市场密度与农民活动半径，高级市场与城镇发展等一系列问题。(12)此后，王庆成利用华北数十州县的方志，对晚清时期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做了详尽的分析，并对施坚雅关于中国乡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模式提出了质疑。(13)在此基础上，王庆成还通过对晚清华北定期集市数量增长的细致研究，提出了贫困是晚清北方农村集市贸易量和集市数增长、商品流通量扩大的原因之一的创新观点。(14)除此之外，龚关、李正华、从翰香、许檀等还分别从历史发展及其特色、新旧蜕变嬗替过程与历史趋向、铁路与市镇发展之间的关系、集市与商品经济发展间关联等方面，对华北集市进行了独到研究。(15)上述研究成果充分显示出“施坚雅模式”在国内相关学术领域中的重要影响。 相对于历史学的研究取向，这一时期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对集市的研究则要芜杂许多。不过，研究者仍在对华北地区和西南地区集市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出产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中，陆益龙以河北定州的乡村庙会与集市为对象，从华北乡村集市繁荣发展的经验中，得出了要通过现代农产品市场等其他要素市场的建设，来带动农村社会的转型和发展的一般性结论。(16)奂平清则通过中西比较的视野，对河北定州乡村集市的历史变迁以及华北乡村社会转型的困境及其未来趋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只有通过城市化才有望走出转型困境等一系列创新观点。(17)而在西南民族地区集市研究方面，万红运用民族学与历史学资料，对普遍存在于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集贸市场的形成与演变做了具体的论述，从宏观层面揭示了该区域集贸市场的多种形成路径及其现代价值。(18)吴晓燕以川东圆通场为研究对象，采用微观实证的研究方法，把乡村集市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以此呈现出“国家在场”背景下乡村经济社会的自我整合与秩序建构趋向。(19)刘绍华通过对四川凉山诺苏(彝族)地区农村定期集市的考察，指出了诺苏传统文化与市场制度的互动，给当地社会生活与社会变迁带来的巨大影响。(20)张跃、王晓艳则通过对云南一个彝族社区集市的个案分析，透视了民族地区集市丰富的文化内涵及其对整个社区网络的纽带作用。(21)上述从社会学、人类学取向出发的研究，大多具有直面当代中国集市现状与问题的特点，从而丰富了集市研究的视角和维度。 然而，综观以上研究，有些悖谬的是，施坚雅及其之前的中国集市研究，虽然也非常重视对集市经济、政治与社会功能的揭示与探讨，但由于这些集市基本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就已长期存在的传统集市，所以研究者关注较多的诸如集市的历史变迁、兴衰更替及其与乡村社会转型关系等问题，对集市的当代功能与作用着墨甚少，故而从这些研究中，我们无法获得更多的关于当代中国集市功能的存续及其变化的前瞻性认识。不仅如此，从区域研究重心来看，由于历史上华北、江南等地的集市和集市贸易一直较为兴盛，并且在相关史料及地方文献记载中的历史发展脉络也较为清晰。因此，针对这些地区所做的集市研究似乎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典范模式，而对于分布在西南边疆地区，特别是云南边境地区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乡村集市，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市场规模狭小、发展相对滞后，目前学术界对其仍然关注不够，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多。那么，当代云南边境地区的集市时空结构与之前相比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它还在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包括施坚雅在内的近代研究者所指出的那些集市功能，是否依然在云南边境集市中延续？在这类集市中有没有出现以往研究者没有看到的，或者是全新的结构功能变化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尝试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社会学的宏观视野来考察云南边境集市结构功能的传统延续及表现形式，分析其在当代市场经济、城市化发展的渗透影响下，结构功能出现的现代转型和它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