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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当代中国边境集市结构功能变迁的审思 如果说以云南为典型的中国边境集市正在经历经济功能逐渐减弱、社会文化功能日益增强的现代转型——并且这种转型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的话。那么，它对于广大边境地区的集市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施坚雅曾指出，基层市场既为市场区域内生产的商品提供了交易场所，本身也构成市场社区中社会结构的一个焦点，而且在基层(标准)市场服务的区域，不仅存在密集的经济互动，同时也有密集的社会文化互动。(51)毫无疑问，基层市场理论在国内相关学术研究中的实践和运用使施坚雅的理论逻辑得到了部分验证的同时，也为我们认识云南乃至中国边境集市提供了一个十分有效的分析工具，我们可以借此进一步透视边境地区集市结构功能及其历史发展演变的脉络。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施坚雅更多关注的是市场体系中人们的“经济”活动，其他因素都是经济理性行为的派生物，同时由于时代及环境所限，施坚雅显然无法预测像云南这类中国边疆地区集市的发展走向——特别是集市结构功能的现代转型及其后果。到目前为止，云南边境集市的现代转型还在持续进行中，并且明显表现出了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的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与传统意义上的边境集市相比，云南边境集市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又重新回归到农民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因此在时间、空间与制度安排上，当代云南边境集市带有强烈的国家规划的色彩。随着边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交通、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集市的空间分布及其形成机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也导致了跨越地域边界社会关系的空间性和流动性进一步扩大。在时间和空间定位上，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施坚雅“基层市场共同体”所界定的人们传统的活动范围，使得云南边境集市更具有各体系相互渗透并构成社会网络“跨体系社会”的特征。(52)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云南边境集市中所呈现的多重社会结构，及其所具有的跨文化研究的意义。 第二，从经济与交换层面来看，当代云南边境集市的经济功能，尤其是集市作为经济枢纽与资源配置中心的作用，尽管处于渐趋减弱的状态中，但与东北、西北边境地区的人们更多依赖于“中间市场”或“中心市场”的情况相比，基层集市依然是云南边境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个环节。云南边境集市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基层市场的长期存在的基础，不论是历史时期自发形成的小规模农村市场，还是地方政府统筹规划的定期集市，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对边境各民族生产生活的经济补充作用，甚至在某些较为偏远闭塞的少数民族村寨，周边集市中商品和服务的流通，仍难以超越以维持基本生计为目标的传统生活方式。因此，施坚雅有关20世纪末中国乡村集市不复存在的预言，并不具有现实意义，而这一认识的症结就在于，施坚雅完全以“同质化”的结构和功能的观点看待中国的农村市场，忽略了西南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多样性，以及其中所包含着的族群关系、仪式象征、文化传统等内容的复杂交换体系。 第三，当代云南边境集市社会文化功能的不断增强和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已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意义，代表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时间与空间感。集市周期性和空间性变化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造成的改变是多方面的。原有的社会互动模式很大程度上受亲属关系网络、民族文化传统、国家体制的支配，但随着新兴资本市场的介入、非政府市场主体的参与，改变了上述支配原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市场传统的行为规范、关系秩序、利益规则的运行结构，同时，集市的社会、文化、娱乐空间得到了空前释放，促成了集市原有功能与结构的转换。此外，集市日益增强的社会文化功能，也正在改变和形塑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交换模式与交往方式，尤其是人们的社会观念和经济观念，甚至还影响了人们的职业道德、价值判断、品味、欲望、性关系和想象力。(53)所有这一切都折射出当代云南边境集市从市场到文化场域的转变，以及集市背后民族传统文化正在发生的现代性变迁。 总之，当代云南边境集市结构功能的变迁，可以看作是中国边境集市现代转型的一个缩影。正如施坚雅的集市研究以中国西南为切入点，但他最后形成的“施坚雅模式”则超出了西南传统农村社会的界限，而本文则试图在云南边境集市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更宏观的层面对施坚雅“基层市场”理论予以必要的对话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为读者提供一幅当代云南边境集市多元地域文化的生动图景之外，还想着重指出它对于中国边境集市研究所具有的参照意义，并将其作为我们探究、审视当代中国边境集市结构功能的变迁的一个视角——即中国边境集市不仅是交换行为的产物，而且也深受不同地理环境、文化空间和政治体制的形塑和影响，但是“一个地域共同体(无论是村落、集镇还是宏观区域)之所以成为一个共同体，很大程度是由于交换的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族群—区域认同意识所致”“一言以蔽之，中国的集镇不是简单的市场，而是库拉圈、互惠场所、夸富宴的举行地、再分配的网结、社会竞技场和文化展示的舞台”。(54)至于施坚雅本人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其基层市场理论模式是否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兼容的问题，还需学术界进一步探讨，但其方法论意义却是不能否认的，正如黄宗智所言，施坚雅将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化为一个极为清晰的解释模型，从而使后来的研究者能够更好地对村、镇、县城等中国基础社会结构加以认识和研究。(5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