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集市交往：传统社会文化功能的延续 在乡村社会结构中，集市无疑是一个公共空间，它反映了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着的某种公共性，以及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37)早在20世纪60年代，施坚雅就曾明确指出：市场结构具有中国农业社会的全部特征，因而集市是传统中国特有的一种社会体系。(38)之后，费正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施坚雅的“基层市场”概念表述为“集市社会”，认为它“既是一个经济单元，又是一个社交世界”，“在正常情况下，农民生活并不限制在一个村子里，而是展开在形成一个集市社区的一大批村子里”(39)。可见，集市自产生以来就具有的交往功能，一直将物与人、人与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乡村社会最具活力的场所之一。 云南省与缅甸、老挝和越南三国接壤，云南边境集市一直是境内外各民族交往的一个重要场域。首先，边境地区的集市表现了跨国的流动，集市辐射的范围超越了中国的国界；其次，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多为跨国民族，亲缘、地缘等关系通过边境集市得到了完全的体现。在集市中，不同民族聚集于此，经济活动模糊了民族差异的界限，语言使用、商品选择、交易方式等或许才是最主要的，而民族成分、民族意识等则退到次要位置，赶集者的民族符号不再是集市中人们过多关注的焦点。如研究者在中越边境的金平县马鞍底乡地西北村调查时发现，当地集市中通用的语言主要是哈尼语、汉语和苗语，境内外前来赶集的人们，只要会说这几种语言当中任何一种的简单日常用语，如糖、烟、酒等词汇以及需要与否等，即可顺利完成交易。不会这几种集市语言的人们就只能用手势来交流了。在地西北集市上，很多商贩都兼通这几种集市通用语。(40)又如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绝大多数集市上，赶集的人们往往都用汉语或傣语进行交易；而傣族也会普遍会讲邻近民族的语言。布朗族与傣族具有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深受傣族文化影响，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在数字上除计数的一至十不同外，十以上的数字几乎都借傣语表达。而在易武“街子”上的汉族居民，多数都会讲傣话、哈尼话和瑶族话。(41)这类情形在云南边境其他集市中也并不少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集市中，基于地缘、亲缘关系而形成的交往和交换关系，往往构成了集市场域中最重要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一般来说是先于边民在集市中的交换关系而存在的。比如在景颇族的传统文化中，通过族源，即某些姓氏来确定双方的亲属关系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而这类亲属关系在集市中往往会通过一种“实践性”表达出来，如在集市上相遇之后相约喝酒、首先购买“亲戚”的商品或赠送或便宜销售自己所卖的商品等。这些看似矛盾的市场交换法则与亲情义务，在特定的集市场域中被不断地调适着，(42)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那样：“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农民商贩力求按规则办事并按自己的需要解释规则，而他们为此所采取的一切策略都在提醒我们，种种表象，特别是亲属关系的分类，具有一种虽说是纯象征的，但仍不失为实在的功效。”(43)可以说，集市交换与交往行为的背后，实质上是跨境民族关系在这一空间结构中得到不断巩固与发展的具体表现。 近年来，随着生产、生活和交往的社会化，信息、交流、闲暇的需要日益多元，边境地区农民的社会交往空间得以不断扩大，但囿于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传统，集市仍是人们贸易、娱乐和交际网络中的结点，不少人仍习惯于把基层市场作为自己的生活世界。就像费孝通、杨懋春所描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内地集市那样，人们在集市里接受地方社会文化传统的熏染的同时，还借助集市贸易使自己生活得以同更为广大的外部世界相连接，在这里获得了外面世界的信息，也从这里走出了村庄，走向城市。可以说云南边境地区的集市不仅仅是物品交换的场域，一直以来也是人们社会交往的空间。人们在集市的交易、聚会、沟通创造了一个地方社会的公共空间，发挥着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关系调适和社会整合的功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