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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市的经济枢纽作用渐趋减弱 集市作为一个商品交换的场所，其经济运行秩序和规则的形成，既有乡村社会自我生成的动因，也有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建构的痕迹。如前文所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30年里，由于经济上的统购统销政策和体制上人民公社化，使集市贸易受到极大冲击而趋于凋敝。直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一系列发展集市贸易的政策出台和农民经济自主权的获得，集市贸易才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并重新回归到农民的日常生活当中。近年来，随着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农民的社会生活正在发生巨大变迁，当下农民在集市中的经济活动显然已经不能再用传统的“自然经济”来涵盖。在现代性的影响下，不仅集市的结构功能悄然发生着变化，而且农户与集市(市场)的关系也需要我们加以重新审视。 就当代云南边境地区而言，随着区域性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城市化的推进，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作为经济枢纽中心的集市，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作用开始逐步减弱——这一变化在一些以前十分依赖集市的边远山区显得尤其突出。例如，在云南省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主要分布着茨开镇、丙中洛镇、捧当乡、普拉底乡、独龙江乡5个乡镇集市，由于该地区山高水急，地势险峻，仅有荆棘丛生、崎岖难行的“鸟路鼠道”时断时续地延伸在深谷密林间。因此长期以来，当地独龙族、怒族与傈僳族等各族群众，基本上都是依靠就近乡镇集市进行交易。特别是在以独龙江乡镇集市为中心的区域，因与外界的交通极为不便，当地群众更是十分依赖集市获得必要的生产生活物资。直到1999年9月，随着独龙江公路全线竣工通车，才结束了独龙江乡这一全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不通公路的历史；到2014年12月，独龙江公路改建工程完工，彻底结束了独龙江乡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五月半年时间因为大雪封山车辆无法通行的历史。由于交通条件的变化，往昔十分依赖独龙江集市的各族群众，今天已经能很快到达贡山县城进行经济活动，昔日集市在生产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已日渐被物品更丰富、交易更便利的县城商场所取代。又如，地处云南省西南部、普洱市西部阿佤山区，1965年3月始成立的西盟佤族自治县，在2000年县政府由西盟镇迁至勐梭镇之后，城市化建设随即高速推进，10多年间便建成了一座现代化新县城。过去经常只在勐梭镇、勐卡镇、力所乡等露天集市交易买卖的佤族、拉祜等族群众，现在已经越来越频繁地走入西盟县城的现代商场超市中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同时也日益习惯把自己家里的农作家畜等物产拿到县城集贸市场中卖一个更好的价钱。 从以上个例不难看出，当今生活在边境村落中的民众的经济活动，已经越来越以城市为中心展开，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已不是非得要通过一定的“行政等级体系”或“市场等级体系”，而是可以通过一些分散的网络体系直接与外部社会进行沟通。他们以产品为媒介直接与各个等级的市场直接发生联系，参与到整个市场的分工体系当中。实际上，这样的变化在我国华北地区早已出现，陆益龙在河北定县调查时，就发现“农村的产品市场中心已经外移至区域的中心城市甚至更遥远的地方，中心镇的市集不再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47)同时，奂平清也观察到，河北定县的“集市不再是农产品的集散地和余缺调剂的场所，而在更大程度已经成为外部商品向农村销售的‘流动商场’”。(48) 如果说交通设施的现代化和中小城市的急速发展正使边境各族群众对集市特别是乡镇集市的经济依赖大为降低的话。那么，随着信息通信网络在乡村社会的大面积普及，也使得集市传统经济功能在不断减弱。到目前为止，云南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村落仍未通电或通路，甚至电视信号也已广泛覆盖。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边境地区较为偏远的村落里，大凡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村民，都几乎是人手一部手机，上网、微信甚至是网络交费都屡见不鲜。过去经常需要到集镇上才能了解到的国家与地方政策、管理法规与服务信息等，现在通过手机和网络就能更快更便捷地知悉；一些以往经常要在集日到乡镇交纳的费用，现在用手机就能轻巧处理。这就意味着，过去需要在集市上才能获得的信息资源、文化资源乃至行政资源，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通过信息网络渠道获取。尽管集市仍然是他们交易、交往的结点，但现在农民的视野已超越了传统集市边界，他们可以有选择地参与市场活动而不像过去只能被动地接受和适应。可以预计，集市作为经济枢纽与资源配置中心的作用，因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日益向乡村社会渗透，将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