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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迁与整合：云南边境集市结构功能的现代转型 尽管云南边境地区的集市长期延续着传统的发展轨迹，在乡村日常生活中具有经济与社会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但不可忽视的是，21世纪以来，随着边疆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和社会转型的急速展开，一方面，云南边境地区的集市不仅在时空结构上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而且其所发挥的经济中心作用也正在日渐减弱。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二元城乡关系在云南边境地区依然存在并且影响巨大，城市化的推进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并没有给云南边境城乡社会带来与内地同步的现代化进程，相反，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社会文化不断交汇于集市，使得集市作为城乡之间社会文化枢纽的功能较过去进一步增强，并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性动态融合的格局。 (一)集市时空结构的重塑 施坚雅曾经在其相关论述中，预测并分析了现代交通运输对中国基层市场体系的冲击。他认为道路的改善和机械交通工具的引入，会导致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是传统基层市场趋于消亡，传统的高层次的中间市场体系转化为现代贸易中心，二是强化了村庄的社会职能，在市场体系现代化导致社交范围扩大的同时，它却可能造成了社区的缩小。(44)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云南边境集市在时空结构上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施坚雅的预测。 与传统集市相比，当代云南边境集市在时空结构上最明显的变化，首先表现为集市及其场期制度的重新整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1950～197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国家把集市贸易也纳入了计划体系之中，对基层市场的政策多次调整，总的趋势是严加控制甚至取缔。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被取消的集市贸易才得以逐渐恢复。在这期间，云南边境地区的一些传统集镇及其集市，因为多年的关闭以及边境地区的人口、社会变动，再也没能恢复往日的热闹喧腾景象，从而无声地消失在历史深处。随着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行，云南边境地区也跟随着内地的发展节奏，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步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边境地区大规模建设和更新了一批诸如高速公路、二级公路与乡村道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新兴的中小城镇在边境地区开始不断涌现。随之而来的变化是，一些传统集市要么因地理位置原因逐渐衰颓直至消亡，要么是完全失去集市的场期时空属性，转变为施坚雅所言的“现代贸易中心”。与此同时，由于一大批中小城镇在边境地区的出现，在这些城镇及其周边地区又应运而生了新一批的定期集市。 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历史上延续下来的还是新诞生的边境定期集市中，场期的时间制度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变化。前文已述，云南边境集市的场期大约有5种情形：十二生肖场期制、农历场期制、公历场期制、星期场期制、日日为市。自20世纪末以来，采用十二生肖场期制、农历场期制的范围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在一些交通便利、人流物流较大的区域，已较多地使用公历和星期场期制，在商业化程度发展较高的边境城镇，其集市逐渐发展为日日为市。如前文中提到的陇川县陇把镇集市，历史上一直是“五日一集”，“文革”期间普遍实行7天一街或10天一街，全县同一天赶街，至1979年才恢复5天一街，交错赶集。目前来看，乡镇所在地的集市在全县的统筹规划内，而聚集在乡镇下属村委会的赶集时间又在该乡镇范围内进行交错。(45)由此可见，云南边境集市的场期从十二生肖场期制、农历场期制到公历、星期场期制，时间周期呈现出越来越短趋势，到日日为市时——实际已经达到了施坚雅所言的“现代贸易中心”的标准，因而最后一种市场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集市了。 另外，村落再度成为乡村社会中心也深刻表明了云南边境集市在时空结构上正在发生的变化。社会学的空间研究提出了两种理想状态：正式和非正式的空间。前者型构动力主要来源于外部的行政力量，后者则来自村庄内部的传统、习惯与现实需求，它的形成及其中所展开的各类活动均受村庄地方性知识及村庄生存理性选择支配，具有浓重的民间化色彩。(46)因此，拥有政府行政力量的村落显然属于正式的公共空间，而集市的形成往往受其范围内村落的生境制约，当属于非正式空间。近年来，国家对乡村社会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造，不论是“美丽乡村建设”还是“新农村建设”，其主要目标就是建设以村落为中心的聚居地，并以此界定公共服务的空间。这使得市场体系下的某些配置性资源和权力性资源，在特定的时空关系中不断流向村落，并替代了集市的部分功能，从而导致了原来的集市空间行为和关系构成要素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这一变化无疑是云南边境集市传统结构功能现代转型的一个缩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