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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千年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成长发展,"历时性"地呈现先秦、魏晋南北朝、晚唐宋辽金元和明中叶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汇。基于长城内外农耕、游牧生产方式的世代并存,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携手创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及璀璨文明。元和清王朝的建立,反映了北方民族向中原内聚等历史主动性和汉族、蒙古族、满族轮流为天下主的趋势。蒙古人、满族人较多汉化与汉人不同程度地受蒙古或满族文化影响,相互激荡,构成了元、清两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基本风貌及走向。"崖山之战",特别是清朝建立之后,的确已无汉族为首的大一统王朝。但元、清二王朝分别以"内蒙外汉"和"内汉外满"君临天下却方兴未艾。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社会经济固然充当主要原动力或主线,同时还应格外重视民族融汇第二条基本线索。5世纪以后的江南,逐渐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及文化主脉所在,也是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兴动力渊薮。唯有江南,能够充任华夏先进经济文化南渡转移的栖息地和再发展空间。北方民族南下及其所建立的元、清王朝,既带来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也携入不少主从隶属等落后旧俗,后者直接招致诸色户计"配户当差"及"君父"至上的复燃,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帝制独裁。 关键词：民族融汇; 多元一体; 轮流为主; 华夷涵化; 第二条基本线索 一、 农耕、游牧南北并存格局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融汇进程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栖息在幅员辽阔的东亚大陆。由于东南临太平洋，北边是大漠及西伯利亚，西面为帕米尔高原，西南横亘着世界最高峰所在的喜马拉雅山脉，崇山峻岭、荒漠和第一大海洋的四面围隔，致使中国的国土疆域相沿构成与大多数亚洲、欧洲及美洲古老文明距离甚远和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广袤的东亚陆地内，又依气候、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分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半干旱以及青藏高寒区等大自然区，而且在植被、水资源等自然赐与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反差或不平衡。因地理环境复杂和经济生存条件差异，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民族大体步入种植族群和游牧族群的长期并存。根据栖息地不同自然条件及传统，从事种植业的族群和从事游牧业的族群又呈现地域上的分离。如《辽史》所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2]。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也说从东北向西南大致以长城为界，以南以东适合农耕，农作物茂盛，人口稠密；以北以西属干燥地带，不能直接靠种植为生，系游牧天地[3]。《大戴礼记·用兵》云，南部农耕民为“粒食之民”[4]。《汉书·匈奴传》称北部游牧民“随草畜牧而转移”，“肉食”[5]。长城内外农耕民与游牧民及其不同生活方式的世代并存，也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特色之一。这就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民族融汇所依赖的基础性地理格局。 五千年来，无论是民族范畴的中华民族，还是文化综合体的中华文明，皆无例外地呈现“多元一体格局”[6]。中华文明多元融汇与大一统，应该是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成长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 回溯五千年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成长发展，“历时性”地呈现先秦、魏晋南北朝、晚唐宋辽金元和明中叶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汇，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大一统进程。不难窥见，四次民族大融汇内几乎都曾有一段政权割据、族群纷争和族群交融，之后又多是政治大一统。夏商周经历了黄河中下游为重心的首次夷夏蛮狄民族大融汇，其后迎来了秦西汉帝国的大一统。东汉末到南陈灭亡是长达四百余年的政权分立和“五胡乱华”，以及汉族、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民族大融汇，其后来临的是隋唐帝国的大一统。晚唐五代宋辽夏金又为长达四百多年的政权分裂对峙和汉族、回鹘、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第三次民族大融汇，其后就是元帝国的大一统及朱元璋建明帝国。明中叶“大航海”揭幕和满族入主造成了汉、满、蒙、回、藏等第四次民族大融汇，之后就是西方列强入侵，传统社会被“现代化”，以及抗日战争前后现代中华民族的最终确立。可以说，政权分裂和民族融汇是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成长中难以避免的过渡路径，大一统则是它的升华趋势和发展成果。前者凸显经济、文化和民族的多元或不平衡，后者又显示中华文明在多元融汇基础上的政治总体走向。 各兄弟民族和各地域子文明的汇聚滚动，血脉交融，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的五千年辉煌。栖息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汉族，最初是由中原不同族群融合而成，实乃多元一体的先驱典范。汉族人数最多，所在中原地区农耕生产经验最成熟，经济最富庶，文化最先进，借此对北方等周边民族发生着强烈的吸引力。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吐蕃、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先后栖息在北方草原及西部干燥或半干燥地带，主要依赖游牧及狩猎为生。他们因与农耕民交换贸易需要及中原吸引力，频繁挥戈南下及内迁，或与汉族融汇，或入主中原，13世纪以后，蒙古族和满族甚至走上了统一南北、与汉族轮流成为大一统中华帝国君主的舞台。正如《读通鉴论》所云：“自拓跋氏之兴，假中国之礼乐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为中国之民，且进而为士大夫以自旌其阀阅矣。高门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杂，无与辨之矣”[7]。王夫之所述当主要是东汉末到隋唐黄河中下游的民族融汇，亦即第二次民族大融汇。不难窥见，历史上各民族之间虽然有军事冲突战争，更常见的是贸易、聘使、和亲、风俗熏染等和平交往，彼此依存，相互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交融，联系越来越密切，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潮流，由内聚逐步达到包括中原、江南、东北、大漠草原、西北、西南在内的全国性统一体。到近代，各兄弟民族在抵御西方殖民者特别是抗日战争前后最终汇聚确定为多元一体、休戚与共的现代中华民族。就是说，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携手共同创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是难以回避的历史逻辑与历史真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