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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后期的汉族、蒙古族、满族轮流为主和元“内蒙外汉”、清“内汉外满” 在前述先秦、魏晋南北朝、晚唐宋辽金元和明中叶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汇以及随后的大一统进程中，多数情况下是人数众多、经济文化先进的汉族王朝掌握主导。然而，东汉末到南陈和五代辽宋夏金两次“五胡乱华”，都造成二三百年的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以及汉族王朝的南渡。特别是元和清，分别为13世纪蒙古族入主中原和17世纪满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堪称五千年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壮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它体现了在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携手缔造多民族统一国家进程中北方民族的历史主动性，也披露北方民族向中原内聚和近千年来汉族、蒙古族、满族轮流为天下主的历史趋势。 由于蒙古贵族和满族贵族先后入主中原，进而统一南北，在蒙古人和满族人较多汉化的同时，也发生了汉人不同程度地受蒙古或满族文化影响的情况[14]。就是说，元、清两代的多元文化体系内的交流影响，并不局限为文化的单向变动，而是呈现蒙汉、满汉两种以上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涵化”。所谓“涵化”就是涵容浸化、互动影响的意思。“元代社会可说是汉人与非汉人，以及汉文化与非汉文化的大熔炉”。[15]当然，因为文化积淀成熟度、族群规模等方面的差异，汉文化对蒙古人和满族人的影响既深且广，蒙古文化或满族文化对汉人的影响则相对小一些。这是元、清两代以蒙古人或满族人为政治核心和汉人占多数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所特有的文化现象。蒙古人、满族人较多汉化与汉人不同程度地受蒙古或满族文化影响的同时并存，相互激荡，相互融汇，构成了元、清两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基本风貌及走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待汉文化与本体文化的关系及国家治理方式上，元朝和清朝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政策。一方面，二王朝都采取相似的二元政策：蒙汉二元或满汉二元。另一方面，元、清王朝二元政策的内外主辅配置又大抵是相反的。 元代的蒙汉二元，大抵表现为“内蒙外汉”。忽必烈为首的蒙古贵族和部众，没有像拓拔人、女真人那样举族南迁，没有像拓拔人、女真人在学习吸收汉地先进文化或加深汉化的同时，逐步放弃了本民族原有的语言文化及习俗，从而被人数众多的汉人所“吞没”同化。他们学习和吸收汉文化，多数只限于“儒化”或“士人化”而未必汉化，[16]既把汉地先进的制度文明有选择地吸收进来，为我所用，也不完全改变和放弃本民族原有的语言文化及习俗。无论中央、地方官制或总体构成、议事方式及长官成分，都显现蒙古俗占据内核，汉法因素多是外围。元宿卫军和镇戍军的蒙、汉混存，军队编组、最高指挥权等“内蒙外汉”，也比较突出。两都宫室、岁时巡幸驻跸及“视朝”等，汉、蒙杂糅，有些隐含的蒙古俗又是根本性的。从忽必烈开始，既有汉地王朝式的年号、庙号和谥号，又有蒙古语尊称薛禅皇帝或薛禅汗，其他皇帝略同[17]。世祖朝乃至元末，包括皇帝圣旨等仍常使用原有的十二生肖纪年，或者与汉地式年号合璧连用。[18]一般认为，蒙元国号的使用经历了逐步汉化的过程。1206年始成吉思汗所用国号为“也可蒙古兀鲁思”，汉译即“大蒙古国”。1271年，忽必烈听取刘秉忠建议，采用《易经》卦辞“大哉乾元”，建新国号“大元”。如《建国号诏》云：“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19]于是，人们率多将改“大元”国号视作忽必烈行汉法的重要举措，甚而把建大元国号的1271年当作元王朝的起始。此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历史真相并非完全如此。研究表明：1271年使用“大元”以后，“大蒙古国”国号并没有被取消，二者在元朝后期的蒙古文文献中继续一并使用。哈佛大学柯立夫教授译注1338年《达鲁花赤竹温台碑》云“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Dai’?n kemeku Yeke Mongghol Ulus）；1362年《追封西宁王忻都碑》中又作“大元大蒙古国”（Dai’?n Yeke Mongghol Ulus）。[20]足见，“大元”是外在的和汉人语境中的国号，“大蒙古国”则属内在本质的和蒙古人语境中始终未变的国号。推行八思巴字蒙古语，鼓励汉人学蒙语，率多译儒学经典为蒙语，以斡耳朵祭祖和遵蒙古俗祭天为主，太庙祭祀掺蒙古因素，太庙和郊祀仅派官代祀，等等，又体现文化礼俗的“内蒙外汉”。所以，当元帝国在汉地的统治崩溃，上都和大都相继失守之际，蒙古人虽然哀叹：“以诸宝装成之我大大都城，应时纳凉而居之我上都开平轮城”，“被汉人朱葛诺延席卷而去矣”，但“各处转战蒙古人等四十万内”，毕竟有六万人得以成功逃回大漠草原。[21]他们与当地的蒙古人汇合，繁衍生息，成为明清以来蒙古人的前身或主体。换言之，基于“内蒙外汉”，蒙古人南北来去百年，元朝灭亡后，六万蒙古人北归大漠草原，能够和当地的蒙古人重新汇合起来，继续保持蒙古族的风貌，亡国而未绝种，丧权而未灭族，依然是大漠南北逐水草而居的主体游牧民族[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