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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要谈谈“征服王朝论”“新清史”及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歧异抵牾。 “征服王朝论”是1949年美籍德裔学者魏特夫在《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导言中提出的，后经日本学者田村实造、村上正二等进一步充实完善。该理论认为：北方民族所建王朝大略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 filtration），以十六国、北魏为代表；第二类为“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辽、金、元、清，是也。二者对汉文化的态度也有差别。“征服王朝”较倾向于抵制，“渗透王朝”较倾向于吸收。在诸“征服王朝”中，又因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差异，辽、元较倾向于抵制，金、清较倾向于吸收。[8]。 1996年以来，美国学者欧立德（Mark Elliot）、罗友枝（Evelyn S. Rawski）等提出的“新清史”，是美国近十年来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话语之一。其理论要点，一是重视满、蒙等少数民族文字史料的利用；二是重视清朝统治的满族元素，挑战费正清、何炳棣的“汉化”和“朝贡体系”为主线的历史叙事，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中原王朝的区别，强调内陆亚洲文化自成体系及其在清帝国的地位及作用。 客观的说，“征服王朝论”对北方民族所建王朝较多关注，依照对中原文化的态度，将北族王朝划分类型进行分析观察且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应予基本肯定。有关北族王朝与汉地的文化关系，不只是简单的同化（Assimilation），而是双向性质的涵化（Acculturation）的观点，也颇具学术价值。而“新清史”重视清朝统治的满族元素，重视利用满、蒙等少数民族文字史料，也无疑是正确的。其视角自“汉化”专注中解脱出来，力图从“中国的”和“内亚的”两个维度来研究清史[9]，也是不乏新意的。 不可否认，“征服王朝论”和“新清史”说都存在片面性的缺陷。“征服王朝论”片面地夸大北方民族王朝“征服”或“渗透”的主导性，而与其双向涵化的观点或自相矛盾。“新清史”则片面强调清王朝与蒙古、西藏、新疆等内陆亚洲间文化联系的重要性，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掩盖满族文化与汉地文化间的密切程度远超前者的历史事实。这种片面性被人为强化的背后还隐藏着某种危险倾向：有意无意地杜撰或企图构建“内陆亚细亚”文化本位，脱离历史实际地强调其自成独立体系，以此与中原王朝、与中华文明相抗衡或相割裂，从而弱化乃至否定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文明，否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历史的真实情况是：自古以来，依赖长城南北的自然环境，包括中土汉人和北方民族在内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先民，世世代代在东亚大陆上栖息和交往。北方民族所建王朝确实发生过多次西征和西迁，或在经营西部边疆等方面成绩斐然。然而，由于空间距离及交通比较便利，由于北方游牧经济与中原汉地农耕经济彼此间天然的互补性、依赖性，致使北方民族与汉地民众的南北经济贸易、文化沟通、使节往来、军事战争等颇为密切且越来越频繁。以“澶渊之盟”之后为例，从1004年到1121年的117年间，宋、辽互遣各类使节多达682次[10]。双方还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等处设置河北四榷场，商贸繁荣，“互市不绝”[11]。其结果就是，这些北族王朝南下征战功业及其和中原汉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总体上远超其西部经略。况且，汉、唐等在大漠南北及东北地区曾实行羁縻州、羁縻都督府等形式的管辖。特别是张骞通西域之后，先后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等，有效行使主权。[12]今长城以北、东北、新疆、西藏一带相继进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汇进程。罔顾这些的历史事实，罔顾汉唐以来在北部和西北边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贸易、聘使、和亲、风俗熏染等密切交往和中原王朝的较积极经营，有意无意地杜撰构建“内陆亚细亚”文化本位或与中土相割裂的独立体系，以此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相抗衡，从而弱化乃至否定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民族，就不免歪曲历史了。在这方面，国内学人的文化警觉和强烈回应[13]，是可以理解的。每一位有学术良心的学者，在承认“征服王朝论”和“新清史”有益学术因素的同时，还应当旗帜鲜明地批评其“内陆亚细亚”文化本位或自成独立体系等错误，不断丰富、完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融汇研究，形成符合历史真实的主流话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