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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明此问题的第二步，克服华夷问题的陈腐偏向。 在儒家华夷思想内部，历来有主张严格华夷辨别防范及拘泥血缘、地理标准说与倡导“用夏变夷”及重在文化标准说[40]的并存、演进及交替运用。华夷问题的陈腐偏向，长期影响着国人对“崖山之战”后元、清二王朝实属中国的认知与判断，制约着人们对民族融汇的豁达理解。 所谓严格华夷的辨别防范，偏重于“辨”与“防”，偏重于用血缘、地理来衡量区辨华夏与蛮夷。如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41]《左传》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2]。班固甚至说：“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43]。 所谓倡导“用夏变夷”及重在文化标准说，即依据民族融汇的发展实践予以变通，主张华夷能够以衣饰、礼仪等文化标准来互动转移。《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公羊传》更以文化道德来区分诸夏和夷狄，并将其视为可变概念。凡夷狄遵行礼仪，就当与诸夏同等看待。譬如，吴国虽为“夷狄也而忧中国”，故进称“吴子”[44]。后吴纵暴郢都，又被称作“反夷狄”[45]。而陈、蔡不肯救援周王室，就被斥之为“中国亦新夷狄也”[46]。 这两种相左的意见，在先秦第一次民族融汇之后均相继问世。前者陈腐古板，经常在华夏遭受夷狄进犯之际冒头反弹；后者包容豁达，往往是对民族融汇潮流的顺应或变通。二者在后世又在不同时段交替消长，成为儒家处理民族关系之际的两种灵活选择和运用。 经历南北朝的民族融汇，唐朝突厥、沙陀、回鹘等族众频繁内迁，部分部族首领被委以高官，或赐李姓，血缘或地域界限率多破除，华夷思想也随之显著迈向注重文化标准。皇甫湜指出：“所以为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陈黯也说：“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乎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 [47]韩愈在批判佛学的同时又借鉴其祖统说，主张“道”为“天下之公言”，主要内容是仁义，儒家也存在从尧、舜、禹到孔、孟的道统。还把道、道统引入华夷观念，认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48]。 随着宋代理学家重建“内圣外王之学”，“圣人之教”的道统，或高于“天子之位”[49]的君统。元儒郝经、许衡等面对女真、蒙古入主及南宋败亡的政治变故，提出了“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用汉法，可以长久”之类的新见解[50]。他们把“用汉法”等同于“行中国之道”，用“道”和“道统”来统驭华夷正统，这就突破了华夷观念的内外藩篱，赋予“用夏变夷”新的含义。 这大抵是第二、三次民族融汇过程中儒家华夷观念的新进步、新风貌。 宋元、元明或明清鼎革之际，不乏有“驱除胡虏”和严“夷夏之防”思潮涌起。同时也常见重“道”“道统”及“用夏变夷”说与之反诘抗衡。譬如，元末杨维桢强调，“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经三代、孔孟和程朱，“传及我朝许文正公”，把道和道统带入元朝[51]。雍正亲撰《大义觉迷录》，用“圣德”标准驳斥华夷区辨和夷夏之防，指出清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宣称“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满洲与虞舜、文王同样可以为中国君主。满清“有造于中国者大矣”，疆土开拓广远，造就百姓康乐蕃庶，对中国有大德，贡献很大。主张不分地域，有德为王。还以各族都在清朝统治之下的事实，证明清政权是上天的赋予，不应该以“华夷之辨”来否定[52]。又兼，其父康熙崇儒重道，孜孜于圣贤之学，开疆拓土，减轻农民负担，被满汉朝野公认为“内圣外王”的楷模。《觉迷录》与康熙“圣祖”楷模、“剃发令”、“文字狱”等软硬兼施，较有效地说服了大多数汉族士大夫。由是，清代华夷思想或秩序基本脱离了汉人的“自文化中心”，被引向“君臣大义”、“一君万民”的层面。 后者应是第四次民族融汇过程中清代华夷思想的主流形态。 究明此问题的第三步，效仿古代开明政治家，正视现实，顺应潮流。 与前述四次民族融汇和华夷思想的相应演进几乎同步，古代政治家也率多正视现实，顺应潮流，表达各自的主张。譬如，唐太宗李世民曾言：“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恰，则四夷可使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53]。朱元璋和朱棣曾说：“昔胡汉一家，胡君主宰”，“迩来胡汉一家，大明主宰”，也主张“华夷无间”，“华夷本一家”，“抚字如一”[54]。表明面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趋势，古代政治家大多崇奉“用夏变夷”及偏重文化标准，元明鼎革之际更是不得不承认“汉胡一家”、“华夷无间”和汉、蒙轮流主宰天下的客观现实。 退一步讲，“崖山之战”，特别是清朝建立之后，的确已无汉族为统治者的大一统王朝。但是，蒙古族、满族入主的大一统王朝分别以“内蒙外汉”和“内汉外满”模式君临天下，却方兴未艾。如前述，近千年来汉族、蒙古族、满族轮流为天下主，反映五千年多民族统一国家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表现出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主动性。岂有罔顾历史趋势和客观现实，厚此薄彼，只许汉族君临，不许北方兄弟民族入主的道理。 在这个问题上，李世民、朱元璋、朱棣等远比钱谦益及至今追随其说的少数人，开明和务实的多。从前述元“内蒙外汉”和清“内汉外满”的结局走向看，“崖山之后”不是“无中华”或“无中国”了，而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像滚雪球一样在汉族、蒙古族、满族轮流为主的新格局下越滚越大。“中华”或“中国”的内涵及外延，也随着“胡汉一家”、“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等新环境在悄然丰富扩充。所以，辛亥革命前后，“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和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相继应运而生。连宣统退位诏书也不得不承认：“……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意味着此时的“中华”和“中国”，已经将汉、满、蒙、回、藏“五族”，统统包容囊括起来了。这应当是谁也难以否认的历史事实！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同样是浩浩汤汤、势不可挡的大潮流。即使是在帝制传统社会，罔顾民族融汇、“胡汉一家”的现实和华夷思想不断演进，一味固守“大汉族主义”或夷夏之防的偏见，也是陈腐和落伍的。时至21世纪现代中华民族形成近百年后和全球化迅猛发展之际，依然盲目听从或追随“崖山之后无中国”说，似乎更显得落后于时代和抱残守缺了。姚大力说得好：“如果元朝与清朝都不算‘中国’，那西北一大半领土，我们还要不要？”[55]这绝非危言耸听！西方少数人始终企图利用狭隘、过时的“汉人”或“中国”观念，借题发挥，不断制造事端，以分离西北边疆和支解中国。这当然是绝大多数国人时刻保持警觉和绝对不能答应的。 “崖山之后无中国”说，可以休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