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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天命与人事的认识 历史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是两汉人们的普遍认识。贾谊的《  鸟赋》中所表述的观点，就具有代表性：“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嬗。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贾谊首先所想到的是自然、历史有其自身的规律和个性，这种规律和个性外化于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14]2？承认自然历史的客观性与独立性，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他也完全排除了人在这些规律面前的作为。然而面对历史，汉代的其他思想家们也有着另外的思考。董仲舒从大量的历史事实中看到的是人才与际遇的问题。他在《士不遇赋》中论及上古以来贤达之士的不遇和颠沛：“观上古之清浊兮，廉士亦茕茕而靡归。殷汤有卞随与务光兮，周武有伯夷与叔齐。卞随务光遁迹于深渊兮，伯夷叔齐登山而采薇……若伍员与屈原兮，固亦无所复顾。”这些都是前世人才不得志的例子，他们虽不能说是董仲舒的异代楷模，但无疑都为他的人生价值取向提供了历史参照。“嗟天下之偕违兮，怅无与之偕返。孰若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输转。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若正心而归一善”[9]540。坚持做好自己而不随波逐流。对于同样的话题，面对同样的环境，他的弟子司马迁在同名赋作中的认识则又积极一点，虽然司马迁也感到“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天道微哉，吁嗟阔兮”，在历史的长河中，士人不遇的事是常有的。但他信奉的是“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15]142？最终还是决定采取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迎难而上，成就名山事业，这点我们在其《报任少卿书》中可以看出。 有些赋作则是通过追述历史而追慕和学习古人的情操，它实际上是为提升自己人生价值观服务的。比如张衡的《思玄赋》就表达了对先哲遗训的尊重和对历史经验的汲取。“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其弗违。匪仁里其焉宅兮，匪义迹其焉追？潜服膺以永靓兮，绵日月而不衰”。先哲的遗训和仁义道德并没有因为道理高深和历时绵远而削减其积极意义。从“慕古人之贞节”出发，他“喜傅说之生殷”，“尚前良之遗风”，上到上古传说中臣子的美德，下到周公获讟而诚心不改，乃至于《诗经》时代的美好社会风范，都是他所追求的。在这些深厚的历史文化熏陶下，他认识到：“惟天地之无穷兮，何遭遇之无常？不仰操而苟容兮，譬临河而无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尝。袭温恭之黼衣兮，披礼仪之绣裳。”强调情操和尊严的重要，并要按照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又说：“夕惕若厉以省諐兮，惧余身之未敕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墨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消摇。”[16]393-398张衡正是参照历史的经验确定其人生观的。 相信“时会”而不信天命的则有班彪，他在《北征赋》中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极度感怀自己的不如意：“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厄灾。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一路上的情景也使他心情感伤。但在和历史上著名人物做对比时，尽管自己的情况如此糟糕，与历史上人物的反差如此之大，他还是不相信这是天命在起作用：“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因此在人生态度的选择上，他还是决定以孔夫子为榜样，游于艺文，“乐以忘忧”，“行止屈申，与时息兮”。保持旷达心态，坚持入世精神[17]142-144。这种相信“时会”不相信天命的态度，与其在《王命论》中的观点有些出入。但在《王命论》中，作者强调的是“王命”而不是个人的命运，宣扬的是“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即便如此，在他分析王命所归的时候，仍不忘强调“顺天应人”、“睹之于人事”这些人事的因素[18]717-718。类似的观点可以丰富我们对班固思想及当时人有关天命与人事关系的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