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品评 (一)对于先汉历史和人物的评论 梁竦《悼骚赋》虽以“悼骚”为题，议论所涉却是整个战国时期，举凡屈原、文种、介子推、乐毅、武安侯直至范增等，对他们的生前行事及逝后对历史的影响都有高度概括和评价。作者用大量的史例证明，得到人才对国家昌盛的积极影响有多么大，而失去人才对政事和国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又是多么严重[19]276。这是从人才的角度讨论历史盛衰。也有从世风的角度探讨历史发展的，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就是感叹春秋以后人心的颓坏，至秦汉时人心更坏。他承认世道是变化的，但是这种变化所导致的在道德和世风上的沦丧又是作者所不愿看到的。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伊五帝之不同体，三王亦又不同乐，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驳。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苦。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于兹迄今，情伪万方。”[20]2630而这一切在他看来又都是由“执政”造成的。赵壹对春秋以来的历史发展少有许可者，其观点虽不一定正确，但他这种对长时段历史的分析和评价，其角度和方法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两汉时期人们通过赋作对战国历史的反思是多重的。除了对历史趋势的反思外，也有对历史个案的评论。边让的《章华台赋》就是一个代表。作者在赋中极状楚灵王章华台之宏丽及主人醉生梦死的生活，最后楚灵王听从贤臣伍举的规谏，转而思治，“于是罢女乐，堕瑶台。思夏禹之卑宫，慕有虞之土阶。举英奇于仄陋，拔髦秀于蓬莱。君明哲以知人，官随任而处能。百揆时叙，庶绩咸熙”[20]2644。从而成为一时佳话。从而说明个人的作为对历史的影响。徐幹《七喻》[21]1029则是既赞岩穴之士的优游和潇洒，又感叹战国纵横家的能量和作用。而陈琳《应讥》则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类排比，评论了上古史中的大义灭亲行为[22]461，这些作品既感叹历史人物的命运，也阐明了作者对治世与乱世的思考。 对于女性这一社会角色如何评价，是历来史评中一个少不了的命题。汉赋的作者通过自己的作品也进行了讨论。汉末的蔡邕在他的小赋《青衣赋》中描述了一位像“金生砂砾，珠出蚌泥”一样出生于卑微阶层的年轻女子。她长相曼妙，“和畅善笑”，具有良好的教养和品德。蔡邕认为，这样的“世之鲜稀”的女性“宜作夫人，为众女师”，他想不明白这样美好的女性怎么竟然会“在此贱微”？随后他用历史上的例子，也是士人们熟知的典故，感叹世间少有春秋时楚庄王樊姬那样的贤妃能够辅佐劝谏君王。也顺便联想到西汉卫青的父亲通过和平阳侯家仆的私通，生下了卫子夫、卫青，后来借外戚路线而发达。蔡邕感叹自己的命运和这位美丽的青衣女子一样，都是命沉下潦，不遇赏识自己的人[23]573。蔡邕此赋显然继承了屈原赋的“香草美人”意向说的传统，以丽质天成的青衣女自况，兼及历史故实，也客观上表达了对一个虚拟中的美好女性的态度。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位比蔡邕小二十多岁的文士张超，对蔡邕赞美女性的观点大为光火，他写了一首《诮青衣赋》，针对蔡邕的观点予以驳斥。张超以愤怒的口气开篇，“彼何人斯，悦此艳姿!丽辞美誉，雅句斐斐，文则可嘉，志鄙意微”。这是直斥蔡氏趣味低下，有才无德了。接着他用所掌握的历史知识，也是世人们所共知的历史知识，提出了“历观古今，福祸之阶，多由孽妾淫妻”的观点。他认为，夏商周三代的末世都是女人导致灭亡的，所以《尚书》中告诫不要“牝鸡司晨”，《诗经》中也说要警惕“哲妇”，并例举了一系列因女色败亡覆家的历史。他同时也赞扬了齐国晏婴不娶景公“少且姣”的爱女，汉代隽不疑不娶权臣霍光之女的节操。他认为孔子编《诗经》的时候之所以把《关雎》篇放在卷首，是有深刻用意的，可惜这种“女德”后世不见了[24]606。自古以来凡是涉及女性与政治的史例，都被张超搜罗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在他的解释下，中国历史变成了一部女人祸水史。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零星材料搜集到一起证实“女人祸水论”这一观点的作品，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但回过头来对照蔡邕的《青衣赋》，我们可以看到，张超针对蔡邕观点而发的无名业火简直毫无道理。两文的篇旨大相径庭，蔡邕只不过是借美貌贤德的青衣女子的不幸命运以自况，与“悦此艳姿”毫不搭界。虽是场误会，但我们通过《诮青衣赋》倒是可以窥见汉末士人对于历史知识的掌握和应用，以及历史知识是如何支持其历史观点的。 (二)对于汉代历史和人物的评论 很多历史事实和文献资料都说明，汉代基本上不避讳对自己当朝政治和历史的评论，在陆贾和贾谊的时代即是如此，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体现。在汉赋作品中，我们可以扬雄和班固的赋为例。扬雄的《羽猎赋》表面上是因为陪侍汉成帝羽猎而写的作品，但实际上则是对历代帝王的羽猎活动而发出的评论。在赋中，他历数了上古的大禹、成汤、文王，及战国齐宣王、汉武帝对待田囿和民力的不同态度，给社会带来的不同结果，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历史经验。他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描述了当年“武帝广开上林……周袤数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凤阙，游观侈靡，穷妙极丽……然至羽猎……尚泰奢，丽夸诩”，违背前贤帝王“不夺百姓膏腴谷土”的传统。他担心汉成帝“复修前好”效法汉武帝，因此在描述了汉成帝经过了一场宏大、残酷的田猎之后，能够改弦易辙，去奢从俭，开始爱惜民力以后，充分肯定汉成帝，说他“罕徂离宫而辍观游，土事不饰，木工不彫，承民乎农桑，劝之以弗怠，侪男女，使莫违。恐贫穷者不遍被洋溢之饶，开禁苑，散公储，创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未皇苑囿之丽，游猎之靡也。因回轸还衡，背阿房，反未央”[25]186。汉成帝俨然成了一个圣明的君主。扬雄的《长杨赋》作于汉成帝元延二年，这是在汉成帝的晚期。汉成帝为了向胡人夸耀皇家园囿豢养的野兽很多，就让很多农民到终南山去捕捉野兽，放入射熊馆中供胡人捕杀，成帝借以取乐，为此严重影响到了农民的生产生活。赋中采取客卿子墨和翰林主人的对话形式，认为这次的狩猎长杨动静太大，“颇扰于农民”，人君应该“玄默为神，淡泊为德”[26]201，间接批评了汉成帝。 从西汉到东汉，在思想文化界分别经历了一个从“过秦”到“宣汉”的过程，前者以贾谊的《过秦论》为代表，后者则是通过《汉书》和其他一些著作表现出来的。“过秦”重点在总结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从而得出汉王朝之所以得天下的合法性，“宣汉”则从理论上更好地说明汉王朝之所以兴盛的原因。班固的《两都赋》以赋体这一特定的文学形式完成了其“宣汉”的使命。 《两都赋》是以“西都宾”和“东都主人”二人对话展开的，前者是西都长安的代言者，后者则是东都洛阳的代言者。西都宾为了说明汉代先祖之所以营建长安而不营建洛阳是有充分理由的，他盛称长安位置的险要，都市的繁华，宫室的华美，娱游的壮观，“宫馆所历，百有馀区。行所朝夕，储无改供”。道尽了天子们奢侈逾制、纵情嗜欲的行径。他的这种在事实基础上的夸饰，恰恰成了东都主人反驳他的一个很好的证据。他直斥西都宾简直就是秦朝时代的人，眼中只看到宏伟的宫室和广袤的河山就以为国家强大了。他希望自己能够用“建武之理，永平之事”的历史启发，驳斥和矫正西都宾崇尚淫侈的观点。他所说的“建武之理”就是指光武帝中兴汉室的艰苦努力，顺天应人，解民倒悬，之所以改都洛阳，其理由是“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志焉。”他的功绩可以和黄帝、商汤、高祖相媲美，追求的是“帝王之道”，而不是个人的舒适。他所说的“永平之事”是指汉明帝时期的文化制度和宫室的建设，都能够做到“奢不可逾，简不能侈”，蒐狩等活动也都是尽量从简，合制而适宜。尽管如此，明帝仍然“惧其侈心之将萌”，刻苦自励，“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除工商之淫业，兴农商之上务”，从而迎来大治的“盛世”。东都主人批评西都君，人们只知道歌咏前代的圣贤，却看不到当今“汉德”的光大。而你西都宾也算是“颇识旧典”的人，却在夸饰“末流”而不“知德”，竟然欣赏那些“游侠踰侈，犯义侵礼”的事，只知秦代阿房宫的宏大，而不知洛京的“有制”，只知道函谷关的可守，而不知“王者无外”的道理[1]311-323。统观整个《两都赋》，我们可以看出：(一)班固对东汉早期的政情是极力赞扬的，这也是他“宣汉”思想的一部分。毕竟班固主要生活在汉明帝时期，对光武帝和明帝的不吝赞扬，可以保证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当然，此时的东汉王朝确实是处在发展和建设的上升时期，和西汉中后期的政情比较起来确实要好很多。(二)借赋中人物之口，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两汉历史进行了批判总结。(三)班固认为自己写赋是继承了西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刘向、董仲舒等人的传统，远绍《诗经》遗绪，“朝夕论思，日月献替”，都是有所为而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