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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族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与结果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西部居民整体幸福感状况良好，但在不同民族之间，居民的幸福感还是存在一定差异。作为本文核心的两类解释变量，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均会对西部民族幸福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能否单独起作用，两类因素对不同民族的作用有何差异?通过构建实证模型，本文将进一步分析经济发展、社会融合与西部民族幸福感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变量选择 结合理论分析，本文选择主观幸福感、民族、家庭收入、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融合作为主要研究变量。 1.因变量：主观幸福感。根据问卷中“上一个星期，你有没有感到幸福”这一问题来测量西部居民的幸福感程度，按照回答程度，分别赋值1—5。 2.自变量：第一，民族。在探讨民族幸福感的过程中，如果直接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幸福感进行整体化的比较，可能会忽视不同民族在民族文化、地区发展条件等方面的差异性，存在内涵简单化与研究结果单一化的缺陷。本文应用前文中对民族的划分标准，将调查样本中的28个少数民族组团为四类：满蒙、回维、藏彝和壮侗/苗瑶等民族。 第二，经济发展。包括家庭收入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两个维度。家庭收入是家庭经济水平最为直观的体现，本文以万元为单位，将家庭收入作为微观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统计数据，(24)计算2010年度西部各省人均GDP的数据，将其分成了高、中、低三等，来反映西部居民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第三，社会融合。已有研究将社会融合从主客观两个维度加以衡量。(25)个体的婚姻情感状况以及对他人的信任水平表达了行动者的主观情感和认知，属于社会融合的主观维度；交往异质性有效呈现了个体社会互动与社会网络的具体状况，属于社会融合的客观维度。为此，本文选用情感融合、信任融合与交往融合这三个变量来测量西部居民的社会融合程度。情感融合的测量是将已婚赋值为1，未婚与其他赋值为0。对于信任融合状况，将“完全信任”和“比较信任”赋值为1，表示信任程度较高；将“说不清”“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赋值为0，表示信任程度较低。在交往融合方面，用拜年网中的亲属比例反映社会交往的异质性程度，即拜年网中亲属比例越高，社会交往的异质性越低。 3.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年限、自我评价与健康状态。 (二)变量描述统计  (三)数据结果与研究发现  从总体上看，西部居民的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性别系数为负表明，男性居民主观幸福感比女性低；随着年龄的增加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居民经常感到幸福的可能性也逐渐增加。同时，积极的自我评价，较好的健康状况，都能带来比较高的主观幸福感，并且这种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区分民族来看，幸福感在不同民族之间呈现出差异。回维等民族经常感到幸福的比例高于汉族，而藏彝和壮侗/苗瑶等民族经常感到幸福的比例低于汉族，满蒙等民族与汉族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为了检验经济因素对民族幸福感的影响，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家庭收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这两个变量。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均与西部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对于个人而言，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程度也持续提高。对地区而言，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居民经常感到幸福的概率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高等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居民自感幸福的概率最高。与模型1相比，不同民族之间幸福感的差异发生了变化，藏彝民族、壮侗/苗瑶等民族与汉族之间幸福感的差异消失了，这说明家庭收入和地区经济发展能有效弥合藏彝、壮侗/苗瑶等民族与汉族之间幸福感的差距，换言之，藏彝、壮侗/苗瑶等民族与汉族之间幸福感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经济变量的差异造成的。在模型2中，回维等民族经常感到幸福的概率依旧大于汉族居民，说明经济变量对两组民族居民幸福感的差异作用不大。而满蒙等民族与汉族之间在幸福感方面并无显著差异。可见，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尤其是加强西南地区藏彝民族、壮侗/苗瑶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提升这些少数民族的幸福感，进而对加强民族团结与融合有直接和重要意义。杨荆楚的研究也认为，缩小东西发展差距，对加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民族团结有重要意义。(26)经济因素的作用显著表明，经济发展假设在西部大部分民族地区得到了部分验证。 模型3是检验社会融合对民族幸福感的影响。在模型2基础上，又加入了婚姻状况、社会信任与交往异质性这三个变量，分别评估情感融合、信任融合与交往融合对民族幸福感的具体影响。数据结果显示，社会融合三个变量的影响都非常显著，充分证明了社会融合能够有效改善民族地区居民的幸福感状况。其中，以婚姻状况为测量标准的情感融合对幸福感的影响贯穿各个民族，已婚居民经常感到幸福的概率普遍大于未婚居民。社会信任与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同样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居民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经常感到幸福的概率越高。在社会交往方面，随着居民社交网络中亲属比例的增加，主观幸福感却呈下降趋势。这表明，与那些只和自己家人和亲属交往的人相比，居民越和亲属以外的人交往，其主观幸福感越高，这也充分实证了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接纳与社会认同对各民族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族幸福感的差异上，三个模型均显示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即回维等民族经常感到幸福的概率大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且经济变量与社会融合变量的作用对回维等民族幸福感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还存在与民族自身相关的其他一些内生性变量影响着回维等民族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这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