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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群体认同模式的宗教 宗教本身即是意识形态，近代发源于欧洲的主要意识形态体系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督教在17 世纪宗教改革之后演变成为基督新教，基督新教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关联，所以韦伯要专门讨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号称已将“空想社会主义”推进到“科学社会主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则建立在无神论的哲学基础之上。与基督教、犹太教同为“一神教”的伊斯兰教始终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宗教改革，仍然多少带有“政教合一”的中世纪色彩，在当代演变成另外一种极具特色的信仰体系。而在东亚，作为中华文明主脉的儒学，展现出来的基本特质则是“非无神论的世俗性”［32］。 “革命使俄国越过了西方，并使它自己与西方区别开来。”“它以一种在西方创立的、但不能存在于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名义建立起政治经济制度。”［33］与此同时，我们不可忽视在俄国的中亚，伊斯兰教依然在当地民众中拥有重要的影响力。“在中亚，历史上国家认同并不存在。……人们确实有共同的语言、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伊斯兰教是人们中间最强大的统一力量。”［34］ 在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中华文明、伊斯兰教体系等世界上几个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和文明体系之间的互动与竞争，为当时的国际政治增添了斑斓的色彩。因此，当我们回顾民国时期在我国边疆地区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与竞争时，不同群体成员的宗教信仰差异及其在群体互动和政治斗争中发挥的影响必须作为意识形态因素考虑在内。而当这些族群的民族主义同时又包含一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时，也就是说，具有分离倾向族群的意识形态在政治理想、民族主义和宗教价值三个方向都有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时，问题就会更加复杂，甚至可以说，国家统一将面临严峻挑战。 四、十月革命至1945年期间的苏联外交政策 我们可以把以上的分类模式应用于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政权外交政策的分析。 沙俄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处于不利态势，面对帝国主义军队的绝对优势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高潮，十月革命后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为了自身的生存，被迫承认了波兰、芬兰、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在一战结束后的1921 年，苏联与独立的波兰签署了《里加条约》，两国瓜分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土地，苏联的国界在20 年代初期稳定下来。1917—1921年是苏联外交政策的第一个阶段，全部外交工作（包括1918年签订《布列斯特条约》）的核心目标是保证共产党政权在俄国执政并在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战争与谈判中尽可能维护国家领土及其他权益。 1921年至1945年二战结束，可以视为苏联外交政策的第二个阶段。1939年，苏联和德国签订秘密协议，在东欧划分出各自的“势力范围”。随即两国分别派军占领各自的“势力范围”。无论是德国对波兰西部的入侵，还是苏联对波兰东部、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入侵，都只能被视为帝国主义的非正义侵略战争。只有当德国军队进入到1939 年之前的苏联领土后，苏军的抵抗才能被视为正义的卫国战争。 （一）“雅尔塔会议”与全面扩展的苏联国家利益 1945年至1990年苏联解体，这个时期可以看作是苏联外交政策的第三个阶段。1945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全面胜利，随即在雅尔塔会议期间苏联、美国和英国对欧洲、亚洲各地区进行了“领土及势力范围”的全面瓜分，苏联是唯一的一个在二战后领土得以全方位大幅扩张的国家。二战结束后不久，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又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 1939年当上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宣称，苏联是“一个从内到外被神秘的迷云所包裹的谜”，“他无法预料未来苏联的行为。但他认为或许有一把钥匙能打开苏联外交政策这道关闭的门，而这把钥匙就是‘国家利益’。”［35］在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苏维埃国家利益”是一致的，捍卫和扩展苏联的国家利益（领土、资源、人口），就是捍卫马克思主义。这种观念和立场如果被应用到与其他国家（如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上，那么虽然在形式上与其他资产阶级国家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没有什么区别，但这似乎并不“伤害”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和底层民众的利益；如果应用到共产党执政国家（如1949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二战后的东欧各国），追求苏联国家利益与坚持“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恐怕就很难说是完全一致的。 能够说明斯大林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对“国家利益”追求的最典型例子是雅尔塔会议。当罗斯福努力说服斯大林参加对日本作战时，在斯大林提出的条件中，有多项内容直接涉及中国的领土完整与国家主权：“西方大国和中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恢复俄国在1905 年根据《朴茨茅斯和约》失去的对旅顺口的租赁和对远东港（大连）的优越权益以及对南满铁路的权利；恢复苏联在1935年签订《苏联和满洲国协议》之后所失去的对中东铁路的权利。”［36］斯大林通过罗斯福向蒋介石施压，以达到满足苏联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与此同时，美英两国领袖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接受了斯大林对苏联扩展西部边界的要求，苏联不仅把波罗的海三国、摩尔达维亚和波兰东部并入其领土，而且获取了东普鲁士（今天的加里宁格勒）和芬兰的大片领土，在多个东欧和中欧国家合法驻军。 形成对比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斯大林对待西班牙内战的态度并不是全力支持反对佛朗哥法西斯军队的国际左派力量，而是在各方面有许多保留，以避免与支持佛朗哥的希特勒撕破脸［37］。在亚洲，“苏联……得到了南萨哈林、千岛群岛及其他让步。在东西两个方面，从1939年到1945年，苏联所获得的领土加起来比法国都大，其中还包括大约2，400万人口。”［38］斯大林对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显然远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理念之上。 在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有关雅尔塔会议的档案中，我们看到斯大林在谈判中表现出来的对于领土追求的欲望远超过罗斯福和丘吉尔［39］。“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实现和维系在雅尔塔体系中获得的既得利益，苏联不惜侵犯和损害中国主权，强迫南京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将中国东北、新疆和内蒙古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是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历史污点。”［40］“按照斯大林和罗斯福的约定，‘何时通知中国知晓《雅尔塔密约》内容，由苏联决定’。因此罗斯福回到美国后将该密约一直锁在白宫的保险柜里，连副总统杜鲁门也不知道。……在美国政府的坚持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最终同意雅尔塔协定中有关外蒙古、旅顺、大连和中东铁路的安排。”［4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