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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9日，斯大林与宋子文在莫斯科举行第四次会谈，宋子文宣读蒋介石致苏方的电文：“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1）满洲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关于此点，史大林统帅业已表示尊重此项原则，吾人甚表感谢。……（2）新疆在最近一年间发生叛乱，以致中苏交通隔断，商业贸易无法维持，吾人切盼苏联能依照以前约定，协同消灭此种叛乱，俾贸易交通可以恢复。至阿尔泰山脉原属新疆，应仍为新疆之一部。……（3）中共问题。……深盼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蒋介石表示，“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三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许外蒙之独立”。斯大林当即答以“承认中国在满洲之完全主权”，对中国共产党，斯大林表示“并不予以支持，亦并无支持彼等之意向”。关于新疆问题，斯大林则闪烁其词，不作正面回答，最后希望中国政府“能觅得一政治解决，必将不恶”［42］。 “此时，（新疆）三区革命的地位已降至苏联要挟国民党政府允许外蒙古独立的一个交换筹码。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换文中有‘关于最近新疆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友好同盟条约第五条所云，无意干涉中国内政’字样。9月15日，在伦敦出席五国外长会议的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与中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就‘新疆伊宁事件’进行磋商。莫洛托夫表示，此事件为‘过渡现象’，请中国政府‘放心勿重视’。”［43］ 斯大林对于外蒙古是否有可能回到中国这一涉及中国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也曾对中共领导人作出明确表态。1949年，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秘密访问西柏坡期间，“毛泽东……迫不及待地想与米高扬直接讨论外蒙古、新疆等敏感议题，最后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再次发电报以‘内外蒙古统一将威胁中国统一’的理由，明确告诫中共不要奢望外蒙古重回中国版图”［44］。苏联的外交立场“进一步印证了苏共及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支持‘民族自决’、实施‘自愿联邦’的做法，并不完全是出于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或出于‘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的考虑，其中还夹杂着削弱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代理人力量，以首先确保苏联国家安全和既得利益的政治动机——纵然这将会导致中国的民族分离和国家分裂也在所不惜。”“苏联方面甚至向中共领导人直接表示‘莫斯科的利益应当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45］。换言之，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都必须绝对服从苏联共产党的指挥，并且为了捍卫苏联的国家利益而不惜损害本国利益。这怎么能够称得上是国际主义？这只能被认作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旗帜为幌子的国家沙文主义和新型帝国主义。 （二）中苏两个共产党交往中各自的利益考虑 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以《共同纲领》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国家领导人，中共领袖在外交活动中越来越重视对国家利益的维护。 当毛泽东在访苏期间被记者问到他将在莫斯科停留多久时，他的答复是“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并表示“非常希望斯大林大元帅有公正的外交政策”［46］。此行最终签订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与国民党政府同苏联1945 年的条约相比，现在处境要好得多了。”［47］在中长铁路等涉及中国主权的议题上，毛泽东是这样回顾这次谈判的：“我们同斯大林有不同意见。我们要签中苏条约，他不订；要中长路，他不给；但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条约内容中还涉及“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48］。 对于1950年斯大林与新中国签订的资源开发协定，甚至连赫鲁晓夫都提出了批评：“斯大林跟中国签订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发矿产资源的条约。这个条约是斯大林犯下的错误。我甚至可以说，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冒犯。几百年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纷纷掠夺中国，而现在斯大林也参加进去了。”［49］ ①有些学者甚至对斯大林在朝鲜战争时期的战略动机也提出了批评，斯大林怀疑新中国会成为第二个他无法控制的南斯拉夫。“这位苏联领袖纵容金日成可能就是想避免这种危险，他用的办法是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使中美两国几乎必然相撞，不管是出于偶然或蓄意如此，结果是莫斯科得利。……长时期地切断了中国共产党中的民族主义领袖们和美国统治集团走向勾结的道路，并且迫使中国的领导人扩大同苏联的合作。”“朝鲜战争的结束主要是斯大林死后通过中国的外交努力所致，这时莫斯科正因严重的接班人斗争而处于瘫痪状态。”［50］如果这些分析确有根据，那么斯大林在对华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战略导向，完全是传统帝国主义的国家利益追求，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全然无关。 我们对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无论是中华民国时期的还是1949年后新中国时期的，都无法简单地以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追求这两个维度来得出结论。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在苏联时期的历史档案材料逐步被公开之后，斯大林作为民族主义者和苏联国家利益捍卫者的形象正在逐步得到加强。目前，国内学术界已经注意到，苏联的政策（包括在新疆的政策）其前后未必一致，薛衔天关于“三区革命”的文章就关注到了这一点［51］。苏联的新疆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复杂的，受到内外多种因素的左右，而且也受具体执行者的政治理想和政策理解的影响，前后未必完全一致。这是我们在分析中苏两个共产党的交往时必须加以关注的。 ① 这个中苏联合股份公司在1954 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宣告关闭（参见参考文献［4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