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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集体生产劳动外，水、苗两族村民还共同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闲时节，水、苗两族村民在集体统一安排下前往指定地点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如开荒造林、兴建梯田、修筑公路等。这些基础设施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都是在水族进入该区域后与苗族村民的共同合作下完成的。当时机械化程度低，以及当地特殊的地理条件，许多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大批的劳力。村集体统一将几个小队的队员调往同一个地方兴修农田等基础设施，不区分水族还是苗族，建设工地上，成百上千的不同民族队员聚集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共同的生产生活及农业劳动中，水、苗两族从互不通语言到逐渐交流沟通、互相来往、互相帮助，促进了两族的交往交心，加深了两族村民的关系。“搞集体时，白天水家和苗家一起劳动，晚上回到小队记工分。农闲的时候，集体就把五个小队的所有村民都集中起来，统一安排布置修通村的毛公路、去荒山造梯田，水、苗村民都是一起吃大锅饭。当时我们怎雷村共是一个大队，叫怎雷大队，分成五个小队，以小队为单位进行集体生产。除了一起集体干活外，平时水家和苗家私下交往虽然不是很多，但大家关系还是很好的。”[⑤] 20世纪60至70年代，水、苗两族在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交往交流与互动。一方面，在“集体”背景下，水、苗两族共同参加各种运动、整风、批斗等行政性集会活动以及意识形态浓厚的乡村集体活动。整体性集会以及集体性出动为水、苗两族交往交流提供了较好的机会和条件，水、苗两族村民聚集在一起，客观上促成了“我族”与“他族”频繁地交往互动，加深了自我与他者的了解与理解。 另一方面，乡村基层管理采取自上而下的政社合一的公社体制，国家具体管理乡村的社会及生产经营活动。群众的生产、生活、文化娱乐甚至个人意识都受到集体的支配和影响，水、苗两族村民之间的互动也打上了强烈的集体意识痕迹。在“大集体”“合作社”“公社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场域里，集体意识笼罩着社会的诸多方面，几乎是全方位地影响着全部的个人意识及情感倾向，左右着村人的日常生活，表现出强大的社会控制力。在集体高压政策环境下，水、苗两族村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生产劳动上，生产结束后即回到自己的家里，极少私人接触及个体交往机会。各种运动、批斗、整风、学习、开会成为文革时期主要的社会集体活动，言谈举止稍有不慎便有可能“进学习班”“被整”“被谈话”“被批斗”，导致两族村民没有时间也不敢随意自由地私下往来，两族村民之间灵活的、多渠道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往来无法实现，使得这一时期的水、苗两族互动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及政治化特征。苗族村民这样讲述当时的情形：“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水和苗同在一个大队，就是怎雷大队，干部的多为汉族、水族。当时水苗之间的沟通也还可以，那些五类分子不敢和平民老百姓讲话。白天，两族群众各干各的活，夜晚也常常要加班，亲戚朋友兄弟之间的走动也很少，多数是在干部不知晓的情况下偷偷进行，否则就被告是“搞阴谋”，有可能被惹上挨批斗，进学习班。”[⑥]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土地改革、合作社、公社化、“四清”、文化大革命，集体运动不断席卷全村，两族村民生活在以运动性为特征的社会中。五类分子成为每次运动的攻击对象，潜在地强化了水、苗两族村民的阶级意识、阶级认同，加深了水族与苗族村民之间的阶级弟兄及革命同志情谊，这是特殊社会背景下“我族”与“他族”共同建构的族际互动之文化生态，其也型构了怎雷村基于阶级性的“精神气质”[2]148-149。这种“精神气质”超越具体民族身份的认同，最后导致共同的地域认同及村寨认同。简言之，因为案例村不存在族群之间在自然资源与生产资料上的控制与被控制现象，从而在两族之间就没有形成明显地分层体系及不平等关系。正如有学者所论：“在一个族群控制着另一个族群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地方，可以形成不平等性和分层的关系。”[3]18正如上寨人WYZ所讲的：“文化大革命时，都江这个地方经常是在白天收工后，晚上集中大家一起斗地主。我们怎雷这里那个时候没有地主，只有下寨一户富农，富农相比地主来说差一点，我们也没有多斗他，只是在开会的时候提多一点，要他各方面都要注意，平常的时候就叫他要守规矩，有什么事都要先给我们汇报。大集体时，我们这里属于上河大队，水、苗都在同一个大队，平时一块集中上工，修水利池塘，劳动中经常互相接触。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三天一个大会，两天一个小会，天天都有会，水、苗的人都集中在跳月场上开会，接触也多了些。那时候，主要分阶级，斗五类，他们苗族的人都是好成分，我们这里就一家水族富农。”[⑦]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各地农村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及社会转型。转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打破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政体，建立“乡政村治”体制；二是包产到户，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怎雷村的五个生产小队全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转型极大地激发了农村的生产力，催生了一种复杂且精巧的自我与他者交往互动的社会学机制的建构，也相应地形塑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怎雷村水、苗两族的具体关系格局及族际交往文化场域。正如有学者所论，改革开放以来，导致我国民族关系发生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城镇化。市场经济和城镇化既导致过去计划经济格局发生改变，也导致利益蛋糕的重新分配，从而趋致民族格局和民族关系都发生了新的变化。[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政村治”和市场化取向等催生了新的生产关系，水族与苗族村民在谋生手段、经济水平、价值观念、个性及民族心理等方面出现了分化。两族村民在行业、收入、权利等方面分化成不同的新型利益群体，逐渐形成新型的民间组织。一些民间精英人物开始出现在乡镇村寨、集镇街场、田间地头，成为经济改革潮流中的活跃分子。 水、苗两族交往交流首先从这些民间精英人物开始。村镇干部、鬼师、包工头等当地民间精英率先成为活跃在两族之间的积极分子，是沟通两族来往互动的实践者和倡导者。乡、村、组、驻村干部等地方体制精英传达和落实国家政策、调节纠纷、协调村民之间的利益和关系。在文革期间被当做“封建迷信分子”并遭受打击和排挤的水、苗两族鬼师也开始重操旧业，走村窜寨，为两族村民提供民间宗教信仰服务，如用鬼、治病、看日子、测八字、选日期等，他们不分民族、不分村寨、不分性别，有求必应，为两族村民消灾避祸。笔者认为这种交往互动方式是一种体现在族际间变异的“相际经营活动”，正如有学者所言，文化互动是相际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相际经营活动是由具体的个人或群体组织实施的，他们必须依据自己特定的文化固有特征来从事经济活动，且必须在相应的文化圈内完成，相际经营的各方必须面对并努力适应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性。 [5]44-45 水、苗两族村民之间的往来虽不如镇村干部、鬼师、包工头等地方体制精英、传统精英、经济精英那么频繁深入，但由于案例村田、土、山、林承包到户后，农业生产由以前集体化的统一劳动变为各家各户自由安排生产劳动，趋致村寨共同体文化场域改变及文化生态的变迁，导致民族之间开放性增强，不同民族村民互动方式自由、多元、灵活且不受限制，进而出现相异族群的双向文化认同。如互相学习生产经验及技能，交流种植、养殖技术，红白喜事相互宴请，建修房子时的互帮互助、相互拉对方客人等。当地村民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1982年的时候，分田下户，大家各做各家的活路，比搞集体的时候自由多了，大家的干劲也足多了。这个时候大家也都相互走动得多，那个人有什么好的技术，好的经验，大家也都是去向他取经，共同进步嘛。现在外面打工，也是经常联系，相互走动，一起喝酒。现在打工去得多了，生产活动中你帮我、我帮你的现象没有以前多了。不过有立房子的大事情也还是相互去帮助，老人过世呀，接媳妇呀，大家也都要相互走一走，看一看，帮一帮的。再就是分田下户后，我们这里的鬼师反而还活跃多了，那家有什么事都要请鬼师做鬼呀添彩的。不像文革那个时候，他们是属于封建迷信那一类人，缩头缩脚的，是受打击的对象，更不要说轻易地就去给当地的村民看个病治个病什么的，用鬼添彩这个事就更不消说了，提都不敢提，还敢去“用”去“添”吗！”[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