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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与交融:经济活动中族际关系的多维透视——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怎雷村的田野工作(4)

http://www.newdu.com 2019-06-14 《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 袁东升 参加讨论

    进而论之,当地村民的互帮互助不存在民族之别,只要村里任何一户人家有困难,本村的村民都会主动相互帮助,邻里之间自觉主动地互帮互助已形成当地的一种社会规范,也已成为村人的日常惯习,这种规范及惯习体现了自我与他者的互惠关系,是水、苗两族互交互信的社会机制,也是两族和谐互动的良性文化生态。因为自我与他者都体认到未来的相互帮助是大家所共同期望和需要的,最终导致“我族”与“他族”基于互信而结成一个亲密的命运共同体,并助力该共同体的差异共生。笔者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民族,有着什么样不同的习俗,只要共居在同一场域中,便成为了同一场域中的邻居,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互帮互助的义务与责任,并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过程中,建构起特定的命运共同体理念,自觉地建构起一种生态的情谊道德社会,进而形成各个社会场域特定的规范体系与文化事象。就如“在那里,居所相近,村庄里共同的田野或者仅仅由农田划分你我之边界,引起人们无数的接触,相互习惯,相互十分熟悉;也使得必须有共同的劳动、秩序和行政管理。”[6]66这种从自在到自觉构建起的自我与他者良性循环互助的社会机制及文化生态,既弱化“我族”与“他族”的社会及文化边界,也会强化两族村民的交往交流交融,并无意识地促成两族成员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拥抱并团结在一起这种文化场域。 
    历史上,怎雷村水族与苗族之间具有良好的相互合作并互帮互助的传统。“社会之所以可能有秩序,依靠的是相互性原则。恰恰是相互性的服务才使得社区能够持续地存在下去,这是一种互惠的义务”[7]421。笔者在田野中多次听到不同水族、苗族村民反复给我讲述过去发生的救火与找牛事件,从诸如这样的惯习亦能窥探怎雷村水族与苗族交流互动相互合作的历史事实与社会本相。虽然传说并非信史,但它仍旧是一种有意义的历史叙事,人们在讲述这些传说的时候,也是在构建一种属于自己的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8] 
    “我们怎雷这个地方,好像大约是文革中的哪一年,具体时间我记不得很清楚了。就是我们这个寨子里面,住公路上面那家的一个苗族老人冬天用柴火取暖的时候,由于不小心引起了大火,我们这个寨子里的人被惊到了,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其他三个寨子里面的村民看到我们排场寨着火了,都自发地从自己家里拿着瓢盆和水桶赶来灭火,我们这四个寨子里面的人在这个时候就没有分你是水族他是苗族的什么的,大家一起帮忙把这个火灾扑灭了。这次大火被灭掉过后,我们大家都在想这么一个问题:要是当时我们这里的水族要认为这是苗族他们自己的事情,那么那次大火就极有可能把排场寨烧个精光,但是我们这里的村民当时都没有这么想也没有这么做。我们这里好像有一个传统,就是遇到什么大事的时候,大家都很团结,都互相帮助。”[⑩]
    “根据我的记忆,大概是1986年,也就是怎雷村分田到户的第六年,下寨一个苗家困难户的牛走丢了。我们农民家牛既是种田的大劳力又是家里面的大财产,一个困难的人家丢牛,那真是要命的事啊。那家母子俩束手无策,只哭得天昏地暗的,这个消息一时传遍了四个寨子。上寨的水族青年首先自发组织起来出动寻找,我们中寨和下寨的青壮年们见水族兄弟那么主动,当然也不甘落后,于是几十个人的找牛队伍就像打仗的游击队一样,大路小路、江边、山上、河边到处都是我们的人。一直找了一天一夜,最后在接近河东河西的山沟里找到了。回来后,这家母子高兴得千恩万谢,想要杀家里刚喂不久的猪来回报大家。但上寨的青年们说,你家这样困难,我们要是再让你杀猪来吃,那不是去了半头牛了,那我们不如不帮这个忙,我们还是各回各家吃饭吧。就这样,大家辛辛苦苦没有一句怨言,这家困难户不费一分钱一颗米得(找)回了自家的牛。”[11] 
    由是观之,水族村民自发地帮助苗族村民找牛及救火,说明两族建构起了一种互信互惠的关系。这种“亲帮亲,邻帮邻”的历史记忆与社会本相会以某种形式及载体被水、苗两族村民一代一代地传与承,形成一种“根基历史”[9]311,进而透视出怎雷村内的历史及社会本相。这种“历史”与“本相”会强化水、苗两族成员间如兄弟手足般之根基性情感,也会长期且潜意识地影响到水、苗两族村民日常的交往互动言行,并型构现实生活中两族频繁且多元地族际互助互动之生态场景,进而建构起一种基于差异共生的情谊道德社会。 
    综而述之,帮工、讨活路、找活路这三种行为代表三个完全不同的层次,具有三个不同的属性。这三个在地性且差异化行为蕴藏着一个内在的共享概念,即互信。这种互信的内在概念,型构了人们对差异认同感和“互助”感的现实需要,成为怎雷村人从自在到自觉组织集体化社会行为的观念基础。尽管三个行为同时并置,但是各自适用不同的范围及对象,各自的程序不一样,达到的目的也不一样。三者从表相上看没有区别,实际上隐含着非常明显的差异,即文化生态的差异。比如找活路本身还是有民族界限,还是有文化差别,正是因为有差别,才能够谈得到互惠问题,如果没有差别,那就无互惠了。进而言之,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就是因为有差异,才需要互信互惠。如果没有差异,则会变成相互的竞争关系。“他人不是另外一个我,而是一种超越于我的力量,一种纯粹的命令和要求,一种不可还原和绝对的差异性”。[10]真正的互惠并不是淡化民族关系,淡化了民族关系反而不合作了,反而是一种竞争甚至敌对关系。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混同文化界限,则可能会带来族际间的紧张及敌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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