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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话语档案：墨西哥国立历史学与人类学学院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话语档案(El Archivo de la Palabra)是墨西哥国立历史学与人类学学院开展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计划。这一研究计划起源于2010年，最初仅是对米兹特克(Mixteca)印第安地区口头传统、风俗进行抢救和记录的“声音和话语档案”(El Archivo de La Palabra,Voz y Eco de los Pueblos Originarios de La Mixteca)项目。此后，这一项目扩展到圣达克鲁斯阿卡皮斯卡(Santa Cruz Acalpixca)、米尔巴阿尔塔(Milpa Alta)、圣地亚哥图也瓦尔克(Santiago Tulyehualco)，研究对象也扩展到所有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研究旨趣也从最初的资料搜集变为对印第安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目的整体保护。这一项目的参与者主要是墨西哥国立历史学与人类学学院人类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学生和社区民众，也包括少数必要的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26)这些工作人员必须掌握田野作业的基本理论，具备从事田野作业的基本素养。 民族志方法贯穿于这一项目执行过程的始终。项目开始之初，参与者必须在社区生活几周至几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调查内容。只是要求深入当地人的生活之中，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从整体层面上理解并认同他者的文化逻辑。情感性的投入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通过亲密关系的建立，在与传承主体建立情感认同的基础上能够建立对遗产属性和意义的共享知识，突破自身文化认知的范式，更好地理解他者的文化。另一方面，情感性的投入以及彼此认同的建立也是此后的正式调查和社会动员的前提和基础。(27) 项目正式启动后便是大规模田野作业的开始。田野作业的过程中尤其强调合作精神的培养。工作人员必须彼此之间相互配合，同时亦与当地社群民众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才能完成项目的调查。具体而言，参与者必须与社区中的所有成员进行深度交谈，辨识社区成员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了解社区文化的框架和基本信息。明确社区内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传承人，这些人通常精确地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深度田野调查亦是实现参与者与社区民众互动，实现社会动员的重要路径。在此过程，参与者必须向社区民众讲述他的调查所得，向民众告之这一传统作为社群身分标识的形成过程与历史意义，向其阐述这一文化传统在未来具备的价值，实现社群民众对于遗产作为社群文化身份的普遍认知。 项目的第三阶段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的记录整理。“话语档案”计划一般采用影音技术的形式对项目进行记录保存。项目的记录保存有着一系列的要求：第一，出现在影像资料中的必须是研究人员此前已经调查并评估过能够完全展示遗产项目的人；第二，必须对项目本身做出清晰的解释；第三，项目的所有内容和元素必须一一呈现，同时提供项目的文字资料；第四，必须登记音像资料记录的时间，得到项目传承人员的记录许可。我们可以以米兹特克当地口头传统“恶魔的故事”为例，对其项目记录的具体过程予以分析。 “恶魔的故事”(28)是墨西哥国立历史学与人类学学院的研究生亚列汉德罗·阿尔瓦雷斯·佩雷斯(Alejandro Párez)在米兹特克地区的圣达玛利亚库基拉村(Santa María Cuquila)深度田野时发现的传说。在深度田野后，亚列汉德罗选择马里奥·埃斯科瓦·欧提思(Mario Escobar Ortiz)作为讲述人，对这一传说进行了记录和保存。录制这一传说时，亚列汉德罗负责介绍项目和访谈，他的同学赫苏斯·克鲁斯(Jesus Cruz)负责视频资料的录制。整个视频资料是在2011年7月21日完成的。视频的主要内容包括：录制开始、信息登记、口述人授权录制、开始讲述、授权使用记录文本、录制结束和离开七个部分。在记录视频录制时间、地点、录制人员和讲述人员基本信息后，亚列汉德罗开始了对于传说背景的介绍： 亚列汉德罗：我遇见了马里奥先生，他曾经是1988年至1995年社区公共财产委员会的代表，今年70岁。我的名字是亚列汉德罗·阿尔瓦雷斯·佩雷斯，和一起参与录制的技术人员赫苏斯·克鲁斯都是墨西哥国立历史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人类学专业的学生。我们一起调查并完成资料的记录，这是米兹特克人话语和声音档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是2011年7月21日，我们在瓦哈卡州(Oaxaca)特拉希亚科市(Tlaxiaco)圣达玛利亚库基拉村(Santa María Cuquila)，现在我们开始记录一个关于恶魔的传说。这是一个奇异的传说，它发生在从特拉希亚科到普埃布拉州公路在巴哈龙河上修建时。好的，马里奥·埃斯科瓦·欧提思先生，你同意授权我们记录吗？ 马里奥：是的，我讲述一个这条公路在这里修建时的传说。这个公路修建到那的时候是1958年，最终1960年的时候才到达普特拉市(Putla)。当时我是一个泥瓦匠，主要负责制作陶罐、桥梁、开挖泥土、沟渠等，这些都是我的工作。那时我很贫困，但我辛苦工作，希望能让自己的处境变得好点。 有一次，一些工人经过巴哈龙河，发现河流、卡车、客车、货车、小汽车一下子都去了峡谷的底部。他们过去，与那些仍然活着的司机聊天，询问他们这里没有弯道，并且一座桥跨过一个非常闭合的弯道，而且道路两旁都是岔路……他们说这里居住着一个恶魔，这个恶魔使得小汽车偏离车道，继而这个恶魔试图抓住人们的尸体上的灵魂...... 九分钟后，马里奥完成了传说的讲述，亚列汉德罗询问讲述人马里奥： 谢谢你，马里奥·埃斯科瓦·欧提思先生，你授权这个文件用于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布吗？ 马里奥：我同意。 亚列汉德罗：非常感谢你的合作。 完成视频录制以后，亚列汉德罗和赫苏斯完成了两项工作，一项是对于视频资料的简介，即包括类别、时间、地点、人物、标题和主要内容等，另一份则是根据视频资料转录的文字资料，并附上视频简介的相关信息。 项目的第四阶段是向公众普及。视频录制完成后，除了提供给相关大学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外，亦须向公众普及这一文化遗产，这也是发挥遗产的社会动员能力、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族群政治动员融合的基本路径。每一个社区完成项目后，墨西哥国立历史学与人类学学院便在当地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通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作为社区权威象征的博物馆展览方式，进一步明晰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社群文化身份的标识。墨西哥国立历史学与人类学学院还将所有的视频资料上传至YouTube、Facebook等公共社交网站，在公众媒体上传播社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强化遗产所属社群对其文化象征的认知，进而在族群运动中强化遗产的传承。此外，项目负责人还会根据调查所得，使用动画等生动有趣的方式制作宣传遗产的视频，并向各大电视台免费提供，旨在让“当地人珍视传统，让外来人欣赏传统”。 墨西哥国立历史学与人类学学院“话语档案”项目体现了墨西哥学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与保护路径的认知。即在记录保存层面之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策略更多体现在遗产作为族群象征的意义的普及，而非建立一种机械、单一的保护措施，遗产保护具体措施的实施更有赖于所属社群的自我参与。对此，“话语档案”项目的负责人希拉里·托佩特·劳拉谈到(29)： 遗产的传承涉及很多复杂的因素，当外部无法控制的因素影响到遗产本身意义改变的时候，人们最多倾向于保存而不是保护，此时，遗产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通过墨西哥国内长久以来的族群和文化多样性运动以及我们的保护工作开展，这一取向已经被遏制了。社群成员已经明白了遗产本身的价值，传统仍然是他们身份的一种标识。传统作为社区认同和社区成员连接纽带意义的恢复意味着在当前社会中，传统仍然稳定地保持着一定的传统性。 此外，遗产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梳理任何一个项目过去的知识，我们都不能清楚辨识出文化的边界，告诉你项目的哪一部分是属于这个社区，哪一部分是不属于这个社区，哪个部分是历史悠久的源头，哪个部分是新近才出现的现象。遗产之所以成为遗产，其核心正是传统性的遗产所具备的强大的适应能力，这也必然意味着运动、变化和发展。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非是要建立一种与其他群体隔离的标本式的保护，而是在使其明晰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传承群体通过自我管理的方式实现传统的复兴，在给予他们平等性和多样性的条件下，充分给予他们发展空间，使得他们自我设置一个传承和发展遗产的解决方案。 漫长的殖民历史形塑了拉美国家多元交融的文化传统，造就了拉美在全球化中的边缘处境。在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抗争的过程中，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美国家倡导文化多样性，积极推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拉美国家而言，《公约》意味着在全球化的当下，尊重他者、强调多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成为一个改变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位、重建全球社会的政治工具。 在多层次的社会运动持续发生的背景下，墨西哥学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原到固定的社群，将其建构为社群身份的象征，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路径，进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民众多层次的社会政治运动结合，将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传承的认知和民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延续。就此而言，墨西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多体现在认识论层面上对遗产群体文化认同与自觉的培养，传承策略上更依赖于传承社群的自我参与，而非一种表现为权力介入、自上而下的机械传承。 虽然在拉美国家内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从操作层面上而言，不能不说拉美学界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期许过于乐观。在既有的世界体系无法改变的当下，多个国家共同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估方式很难彻底认同不符合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文化传统，更谈不上对全球社会的重建。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的情形下，完全依托于社群自身、以社群自我管理为主的保护方式使各个社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效果必然有差异。 尽管如此，墨西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及其措施的实施仍然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社群所有的属性意味着遗产的传承更多依赖于社群的自觉和参与。如何将遗产传承与不同层次的社群发展、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和国家文化走出去的诉求融合，进而促成社群文化的自觉传承，是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和关键。另一方面，社群在遗产传承中的主体地位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须以社群为主体、以社群的诉求为中心。这既是文化多样性保护尊重他者、强调多元的基本诉求，也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延续的根本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