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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资料看，陶寺社会属于最初的国家，所谓最初的国家是指社会刚刚进入国家时期的一种最初的形态，与之后的二里头国家形态相比，陶寺的国家形态显然具有更多的原始性。从文化分布区域看，陶寺早期国家原始性还表现在其实际控制地域基本仅限于临汾盆地，控制地域不是很广阔，限定在自然地理格局形成的一定区域范围之内，还没有出现对多个地理单元或者跨多个考古学文化区的地域控制。二里头国家则突破了自然地理单元的制约，出现了跨地域范围的更广大区域的控制，空间上涵盖了数个先行文化的分布区域[32]。此外，就陶寺社会而言，整体社会组织已经按照地缘政治构建和运作[33]。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这种“地缘政治”相对于传统已久、根源深厚的血缘政治来说，显然是个“新兴事物”。新兴事物的开始或萌生往往摆脱不了一种宿命，就是会遭受一时的严重打击而显得脆弱和短暂，这可能正是陶寺这一最初的国家在其晚期迅速衰落的根本原因所在，正像王国阶段之后帝国形态始现的秦朝的短暂存在一样，但是新兴事物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趋势，脆弱的开始并不能阻断其长足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的国家过于重视“都城”的地位，“都”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突兀，历时长，且往往与其国家社会兴衰同步，即此都城衰败，其所代表的国家及文化亦衰落。都城长期固定，不似之后王朝国家，如商、周等都城多迁徙，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都城所在。有鉴于此，不妨将这种以其“都城”为绝对核心的最初国家称之为“都邑国家”[34]。此外，就中国史前考古实际看，笔者以为国家与王朝是有区别的，国家是政治组织形态，而王朝是政治权力统治模式，出现王朝肯定是国家形态，但国家形成不一定王朝出现。王朝的控制地域较广并且跨地区，而最初的国家，控制地域相对单一有限。王朝的核心是王权，国家还有可能是以神权为核心的神权国家。 可见，中原地区最初的国家中复杂的等级分化是社会政治的基础；王权是国家统治的核心；礼制是政治制度的特质；形态上，属于都邑国家，而非典型广域王朝国家。以上通过对相关考古资料的分析总结出来的中原地区的早期国家的四点特征初步形成于陶寺文化时期，这些为夏、商、周及其后世所继承发展。 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最初国家也是社会复杂化的结果，等级差别也是社会政治的基础。从张家港东山村遗址新发掘材料看[35]，至少崧泽文化早期社会既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层现象， 是该地区文明化进程及国家演进的开始时期，社会复杂化明显较中原地区开始的早。崧泽文化之后社会在经济、文化、政治结构方面不断发展，社会等级分化不断加剧。进入良渚文化时期，整个良渚遗址群以及良渚文化聚落群的聚落等级分化，包括墓葬的等级分化，已有学者给予了论述[36]，在不同聚落之间和同一聚落内都出现一定等级差别，此不再赘述。良渚文化中期，良渚社会发展到了巅峰阶段，以莫角山为核心的良渚城址是良渚文化的绝对中心，瑶山[37]、反山[38]最高规格的显贵墓地的出现，代表了当时良渚社会的最高阶层。但值得注意的是，从社会总体等级结构上看，良渚遗址群社会的第一、第二较高等级的群体数量似乎非常庞大，低等级的群体反而较少。良渚文化小型墓葬也多有随葬品，有小件坠、泡、管等玉饰物，不似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小墓多无随葬品。反山和瑶山两处最高等级墓地在墓葬排列以及随葬品构成上显示出不同的风格，但依据发掘报告所言墓地年代却基本上都属于良渚文化中期偏早阶段，若然则很可能表明良渚社会同时存在着两个分属不同政治体的最高权力集团，或言最高权力集团竟然不是唯一的。即使二者是前后不同时期，但表现出来的随葬风格的不同似乎也暗示权利形式至少并不是前后继承的关系，很可能表明良渚最高统治集团并不在同一个血缘家族内传继。 良渚社会宗教色彩极其浓厚基本已成学界共识，除去这一表面现象的外衣，我们就可以看清其社会核心权力的实质。良渚大型墓葬虽有一些世俗王权标志物如玉钺等，但在满目祭祀通神玉璧、玉琮的笼罩下显得如此少见与渺小。良渚聚落内三个建筑等级较高的高台分散三地并未集中在一起，外围也未见到类似宫城墙或壕沟类遗存。良渚城墙底宽多在40至60米左右，个别地方甚至更宽，其功用似乎更像其完备的水系一样主要用于防洪，而“筑城以卫君”的目的不明。良渚社会是一个以神权为主的社会，而一般源于军权的王权似乎处于从属地位。文化统一到对神的认同上，信仰与神性是统一的，而社会所依赖正常运转的组织机构并不复杂，前文所言良渚遗址群较高等级的聚落数量较多，不是严格意义上等级有序的金字塔结构，可能就反映了这一点。也就是说，良渚社会神权可能是统一的，而实际上的政体或政权并不一定统一到整个文化区。此外，高峰时期的良渚社会经济短期发达，社会财富丰富且集中，但社会组织结构却相对简单乏序，这显然不利于资源与财富的合理流通与配置。总之，良渚社会也进入了最初的国家形态，神权是国家统治的核心，而不是王权；所谓礼器虽区分身份等级却同时具有更多的神性或言更属神器，看不出明显的与世俗血缘宗法连在一起的迹象。 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阶段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和层级化，聚落出现了等级分化，至于这种分化复杂严重到什么程度，目前材料实难定性，但似乎并未出现明显的金字塔式层级。有学者将内蒙古敖汉旗502处红山文化遗址按河流分布进行划分，大致分为 6 个聚落群（组）[39]。红山文化晚期聚落数量与密度虽有明显增加，却并未出现形态上的向心式布局，聚落群（组）之间等级差别也表现不明显。 牛河梁遗址是目前红山文化的聚落中心，已发掘的16个地点，形成了庙、坛、冢的聚落结构[40]，且又以女神庙、上庙、山台建筑区为聚落内的中心。红山文化的此类祭祀遗址明显分为庙坛冢均有、有坛有冢和只有冢或坛三个等级，而庙、坛、冢三者齐备的只有牛河梁一处，具有唯一性。坛和冢的组合之中又以坛为核心，而非冢。第二地点一坛五冢，坛居于五冢中心位置，呈拱卫之势，以祭坛为中心直接反映的是以“神”为社会信仰体系的核心。此外，牛河梁11个冢群之间似乎看不出哪个冢群地位更高，或言冢群之间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