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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绵延不绝，发展至今，然而从中国古史记载和考古实践看，这种延续性实际上指的是中华文明进程的主线一直传承不断，中原地区就是这条主线的最主要部分，华夏大地的史前区域文明虽然犹如“满天星斗”，但是其他地区却在其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或者衰落，甚或中断，其先进文明因素最终汇入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一体的华夏文明。这样，中原地区就成为探索中国文明与国家演进动力的重点区域或对象，尤其是中原地区与其它地区的不同之处。 国家形成的动因探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多方面因素共同的推动才使国家得以形成和发展。而且不同的文明区，国家及文明发生的原因既有相同之处，也必会存在巨大的差别。就中原地区而言，其国家与文明进程的动力整体上包括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 中原地区国家与文明进程的内在动力是推动其演进的内在的深层次的原因，笔者以为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务实性是其不断向前推进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原地区社会、文化和经济处于一种持续发展的状态。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看，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不存在明显的“缺环”或“断层”[66]。从仰韶文化，经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连续发展、一脉相承。中间虽有庙底沟二期文化和新砦文化这些并不十分辉煌的文化过渡阶段，但并不意味着中断，而仍处于发展状态，甚至是一种局部的突变，没有这种过渡形态也就没有其后文化的相对繁盛。这种缓慢的发展在具有宏观性的考古学文化上难以得到醒目的体现。但也正是这种缓慢的且存在质变的过渡性文化使得中原地区文化处于平缓的提升发展状态，而不是直线的急速的冒进。所以，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是连续的平缓的“螺旋式”演进模式，从局部细处看，变化发展是缓慢与不明显的，然而整体上是向前发展的。 作为文化与社会发展基础的经济，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也表现出连续发展的状态。农作物种类逐渐增加，种植结构不断完善，畜牧业作为农业之补充的地位逐渐加强。手工业不断分化、细化和专业化，官营手工业最终出现并得到强化。更为重要的是，在其文明形成关键期，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表现出了一种特殊的发展模式，即逐步地由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向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转变。具体地讲，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期间，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由前期的单纯依赖小米逐步演变成为后期的“五谷登丰”式的农耕特点。其它地区的农业生产特点和发展模式与之不同。西辽河流域地区和西北地区属于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传统，即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的农业生产特点。长江下游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属于典型的南方稻作农业传统，即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特点。黄河下游地区在龙山时代表现为稻旱混作农业生产特点。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存在着极大的隐患，对各种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弱，而且农业越是发达，人类对其依赖性越强，其潜在的危险性就越大，任何自然的或人为的灾害都有可能轻易地摧毁整个农业生产体系，由此造成以这种农业生产体系为基础的古代文化的迅速衰亡。而中原地区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具有提高农业生产总值、减轻自然灾害影响、为增加粮食种类的多样性提供先决条件等诸多优越性[67]。 中原地区文化和社会发展中重礼务实，统治集团比较“世俗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原地区社会集团内部的“重礼务实”作风，二是中原地区对吸收的先进文化加以“世俗化”。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中大型建筑和棺椁类大墓都是为了体现等级，以别贵贱。不见巨型的宗教建筑，却舍得花力量修建城池，用于防御外敌的入侵。器物制作多是用于日常生活和生产的陶、石器等，即使一些与祭祀有关的器具也多同时是以酒器、食器等容器为主的礼器，如山西陶寺遗址大墓出土的礼器[68]。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以及辽西的红山文化等宗教色彩相当浓厚，社会浪费严重。良渚文化大墓中宗教遗物数量多、比例大、地位突出，“峰值期的良渚社会是一个宗教色彩极其浓厚的社会，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被笼罩在厚重而偏激的宗教气氛里，为此社会投入了大量非生产性劳动，而这些付出对社会的长期发展显然不会有任何正面效应”[69]。中原地区与太湖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明显存在务实与务虚的重要差别[70]。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红烧土筑的祭坛、大量被剥夺使用价值的红陶缸以及近十万只被随意丢弃的红陶杯等遗迹现象表明石家河文化社会疯狂挥霍人力物力却只为竭力营造出宏大奢华的宗教气氛[71]。可见，中原地区社会集团的统治者们在宗教祭祀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相对较少，将主要力量放在生产性劳动领域，比较务实，并致力于礼制的建立，这就在客观上有利于其实力的积蓄和可持续发展[72]。 此外，中原地区兼收并取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并不是简单的集合和吸收，而是有所扬弃或改造。除了日常用具有经改造的情形外，一些十分重要的器物如玉器也少见与原产地完全相同的文化现象。良渚文化之后散见于中原龙山文化体系的玉、石琮，一般形体矮小，纹饰简单，而未见到如良渚琮上繁缛的兽面纹。陶寺文化墓中出土的玉钺多素面，而未见如良渚钺上的神人兽面纹及鸟纹。此类玉器显然已非宗教法器，在用于别贵贱、身份的同时又有饰品化的倾向，世俗和礼制的内涵彰显。 中原地区国家与文明进程的外在动力主要表现为周边诸考古学文化先进因素不断汇聚中原，同时又对中原文化构成挑战，刺激其不断发展。汤因比（A.J.Toynbee）在其著名历史哲学巨著《历史研究》中总结了文明演进的规律，认为文明演进的动力在于挑战与应战之间矛盾运动[73]。 仰韶文化时期已出现了不同文化群之间的交流，文化交流是互动的，但互动的交流在不同时期又有主次之别。庙底沟文化时期，仰韶文化实力似乎较为强大，文化的交流主要表现为仰韶文化对周围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的主动影响。而至龙山时代，四面八方的各种考古学文化因素汇聚中原[74]。尤其龙山时代早中期的中原地区文化处于前文所言较弱的缓慢发展阶段，东面的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等文化却处于它们的繁盛时期，都存在着向中原方向发展的趋势。虽然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存在较多的周围地区的文化因素，但除了十分典型的属于周围文化的遗址外，仍是以中原考古学文化为主，其文化属性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正是中原地区与各地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在中原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周围各地文化因素汇聚、融合、改造于中原地区，中原龙山文化的实力不断增强，渐得优势，而龙山文化末期，周围其他文化却多已衰落。此外，中原地区与周围各地文化的互动交流中明显地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这既与其地理位置居中客观上使自己与多种文化接触有关，又与中原文化主观上具有“兼容性”有关。龙山时代，周边诸考古学文化先进因素不断汇聚中原，这一点与位于长江下游和黄河下游的诸龙山文化考古学文化中外来文化因素尤其远距离传播的文化因素的相对匮乏形成鲜明的对照[75]。各地先进的新的文化因素输入，使得中原地区的统治集团及其文化充满活力，这显然极大地推动了中原文明化的进程，是其重要的外在动力之一。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另一个外在动力是战争的催化加速作用。史前文化的扩张往往是对外战争的体现，前文已言，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和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在其极盛时期都曾试图向中原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先秦文献中，尧舜禹征伐三苗的记载或许与上述某些或某一文化的扩张有关，有学者认定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即苗蛮集团的文化[76]。而稍前时期的炎黄集团与蚩尤等夷人集团战争的文献记载，也许与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的扩张或大汶口文化向中原地区的挺进有关[77]。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战争最终都是以中原势力集团的胜利而告终，尤其龙山文化晚期周围各地诸考古学文化在向中原扩张之后，均相继衰落，而中原地区却逐渐强大起来。战争使中原地区势力集团的首领权利不断强化，社会公共权利不断集中，王权逐渐形成，国家与文明在战争的不断催化下逐渐形成。可见，战争虽不是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内在动力，却是外在起加速作用的催化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