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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河梁遗址每一个冢中的墓葬似乎可以分出等级差别。如可分为中心墓、台阶式墓、甲类砌石墓和乙类砌石墓四个等级；或者分为中心大墓、台阶式墓、甲类石棺墓、乙类石棺墓和附属墓五个等级。但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从墓葬规模看，只有简单的大小之分，层级并不复杂；二、从随葬品看，四个等级中大多数墓葬中均随葬有精美的玉器。（牛河梁N2、3、5、16四个地点墓葬中有随葬品的31座，而随葬玉器达26座。）三、随葬品并未形成明显的等级有序和规格上的差别，即使常见玉器的随葬数量和规格似乎没有严格差别。此外，随葬品最多的，却并不是规模规格最高的墓葬；中心大墓也并非墓群中随葬玉器最多者。若每一个冢群和每一个冢都代表一个社会群体或集团的话，牛河梁上述情况似乎表明其社会不同集团内似乎存在一定但不严重的社会分化或等级差别，而不同集团之间却没有出现明显的严格等级分化，所谓“王陵区”更未出现。关于墓葬随葬品，有学者认为全部是用于祭祀活动的神器[41]，实际上也见有一些常被认为反映世俗权力的玉器如钺、璜等。无论如何，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如玉人和各类动物形玉器以及非实用陶器虽然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墓主的身份地位，但其主要作用当为沟通人与神的宗教法器或巫仪神器。这些专门用于祭祀活动的神器，显然不是体现并规范现实社会中各阶层行为、身份、仪礼等社会关系的严格意义上的“礼器”，反映的也并非是“礼序人伦”的礼制。聚落中反映现实生活状况的居住单元分化不严重，房址目前仅有半地穴式和大房子之别，未见表现世俗权力的大型房址、高等级建筑基址，更未见宫殿类建筑。 可见，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存在两套权利系统，神权体系等级有序且系统完备，表现出以“神权”为中心的社会组织特点。而最能体现“王权”的世俗权力体系分化简单且相对弱势，这一点与良渚社会基本相同，甚至还不如良渚社会表现明显。总之，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神权至上，并未进入传统意义上的王权国家时期。 对于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和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虽然有着丰富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但却缺乏对区域内中心聚落，尤其核心城址，解剖麻雀式的重点而又长期连续性的发掘与研究，以至对其具体布局、功能分区、有无宫殿礼仪性建筑和贵族墓地等内涵情况也不甚清楚。依目前材料还难于明确判断。 无论如何，不同区域社会的国家演进过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呈现多样性的特点，可以有“陶寺模式”，也可以有“红山模式”和“良渚模式”。而且国家形成或出现是古代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可能性之一，但绝非唯一归途。恩格斯在论述国家兴起时指出了雅典形式、罗马形式和德意志形式等三种主要形式。恩格斯指出的这三种国家形成的途径，又不妨称之为“内发式”、“外发式”、“扩张式”。结合中国实际，上述三种形式的任何一种都难以相合，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成途径显然复杂的多，不仅呈现多样性，还兼含三种形式[42]。对于多样的模式，中国学者很早之前就已经有所注意，只是没有言明而已。苏秉琦先生曾经把中国文明起源归结为裂变、撞击和熔合三种基本形式[43]，这可以说就是对文明起源模式的一种探索，而且似乎与恩格斯所言三种形式有异曲同工之妙。近些年来，学者们开始尝试对此专题研究。王巍从宏观的角度提出汇聚和辐射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主要模式，认为夏王朝建立之前主要是各地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汇聚；夏王朝建立之后，中原地区的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夏商王朝先进的生产技术、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及其他先进的文化因素向四周辐射；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中原夏商文化对周边文化因素的吸收[44]。栾丰实先生认为中国史前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不是一种模式，而是存在两种发展模式。第一种是以中原地区和海岱地区为代表的“世俗”模式；另一种是太湖地区和燕辽地区为代表的“宗教”模式[45]。其所谓的世俗模式也比较强调礼乐的重要性。赵辉提出了“北方模式”和“南方模式”[46]。李伯谦先生撰写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中国文明演进的“三个阶段两种模式”，即以红山、良渚为代表的神权国家模式和夏商周军权—王权国家模式[47]。由前文论述可见，单就早期国家形成的角度而言，中国古代至少存在两种模式，即王权模式和神权模式，目前比较清晰的神权模式为良渚国家，王权模式有陶寺、二里头乃至商周王朝，当然这并不否定王权模式中神权对于统治的重要地位。 个案考察显示的个性多样固然重要，那么是否有更高层次的共性迹象呢？从中国古史发展和最终结果这一长期轨迹看，这些“多样性”最终走向了“一体”。严文明先生在注意到各区域文化间关系的同时更加注重各区域分化的差别，提出了“多元一体”文明起源模式。严先生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是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在这种结构的基础上发展成多源一体的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模式，即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同时又是一体的[48]。笔者以为关于“多元一体”有两点需要注意：一、从不同的角度看，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既是“多源”的，又是“一源”的。多源易于理解，主要指中国史前几个区域文化如燕辽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中原地区等各有特色，都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原地区以外的其他区域文化似乎分别在红山文化、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之后相继衰落，其文明化的进程或夭折、或中断，只有中原地区文明得以延续发展。尽管各区域先进文化因素汇集中原，但并未改变中原文化这一主体，并且中原地区多将吸收的文化因素进行改造和整合。从发展脉络上看，始终有着中原地区这样一条主脉或主根，华夏文明的主体一直是在中原地区文化的基础上连续不断的发展而形成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是“多源”中“一源”。所以，笔者认为所谓的多源与一源是从广义和狭义不同角度看问题的结果。二、从文明与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看，“多元”与“一体”是文明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二者并不同时，是一个多元演进并逐渐走向一体的过程。庙底沟文化时期是中国早期文化历史上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龙山时代早中期，是第二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文化的互动交流中，中原地区文化实力逐渐强大。龙山文化末期，周围地区的文化与社会相继衰落，其文明化的进程遭遇挫折，而中原地区的文明脱颖而出[49]。至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中原地区作为中国文明中心的地位开始确立，二里头文明开始向周围地区辐射，周围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或多或少的改变了方向，从原来以自己独立发展为主的轨道，改变为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多元走向了一体，中国文明的“一体”开始初步形成。再经商周各地逐渐融入了以中原为主体的华夏文明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