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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动力 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在世界文明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华文明虽然不是最古老的，却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独树一帜，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绵不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这是其区别于其它古文明的最大特点。那么它延绵不断的深层原因，或言其文明不断演进的动力机制，才是最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张光直先生早年在谈到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时就注意到中国当时的相关研究限制在“中国文明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上，而不讨论社会产生文明的内部动力问题[50]。弗兰纳利(K.V.Flannery)在研究公元前三千年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公元前两百年的墨西哥及秘鲁早期国家社会时将其起源问题用“过程”和“动力”两个概念来概括,“过程”是指要了解早期国家是从哪类社会演化而来的,而“动力”问题是要了解促成社会演变的主要动因[51]。中华文明与中国国家起源的内在动力也正是认识早期社会演变内在动因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国家形成的动力是指推动国家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这一演进过程的根本原因，也可称为文明化的动因。新世纪以来，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从研究“何时、何地”转向更深层次的“如何、为何”[52]。有些学者开始逐渐关注文明及国家演进的动力问题，但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显得十分薄弱，基本未见有专门性的探讨文章。国外的学术界曾有过内部冲突论、外部冲突论（战争论或征服论）、融合论、宗教管理论、贸易论等各种各样的理论[53]。 国外学者梅尔科(M.Melko)认为文明是一种社会复杂系统，文明随复杂性而形成，因其复杂性而存在，并因其复杂性的消失而消失[54]。尽管文明与社会复杂性不一定完全相生相灭，但文明及国家起源与演进的核心内容却是社会复杂化。有学者从理论的层次总结了社会复杂化的动力机制，包括人口因素、农业的强化、交换贸易、战争等[55]。这些也应是文明与国家起源、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原因或动力所在。影响较大的是卡内罗的“限制理论”，由于环境、社会、资源等方面的限制，随着农作技术的进步，人口的增加，村落逐渐增大、分化、扩展，冲突与战争兴起并日趋激烈，由于战争出现了较大的政治实体并逐步整合，形成酋邦。随着资源紧张和战争进一步加剧，酋邦进一步分化，强大的酋邦征服弱小的酋邦，政治实体迅速再扩大，最终国家随着产生[56]。卡内罗的限制理论强调战争，尤其征服战争，在整个早期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动力作用，实际上属于战争论或冲突论一派。卡内罗的限制理论是否具有通世和普遍性，学界有着不同意见。很多学者发现这一理论虽然在复杂酋邦和国家产生中比较典型，但在简单酋邦社会中缺乏征服战争的普遍证据。尽管近些年卡内罗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57]，但争议未泯。就中国史前考古实际而言，农业发展、技术进步、人口增加、甚至资源集中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确实存在且起着重要作用，如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各阶段农业经济持续不断向前发展。人口数量明显不断增加并产生人口压力以及人口与资源间的矛盾，据学者统计，仰韶文化中期河南省人口规模在942 000人左右，平均人口密度为5.71人/平方公里；仰韶文化晚期，河南人口规模大约1 073 000人左右，平均人口密度为6.5人/平方公里[58]；至龙山文化时期，河南省人口规模和平均人口密度都在增加，尤其晚期阶段，平均人口密度剧增为12.69人/平方公里[59]。重要的不是具体数据本身，而是它所反映的增长趋势。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时期人口和资源的增加与集中更是明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中国地域范围内在史前时期，在不同地理单元内存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不同文化区农业发展、技术进步、人口增加、资源集中情况是不平衡的，存在着差异性。显然，其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动力作用虽存在但却是不平衡，甚至是有限的，并非是根本动力。此外，就整个中国地域而言，并不严格存在卡内罗的地理环境社会的限制问题。张光直先生早年就指出，中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应该把人口压力和地理限制排除在中国文明社会形成的基本原因之外[60]。 陈淳从资源和神权这两个概念来探讨文明兴衰的动力，指出文明起源的本质是在于复杂社会中劳力与资源的集中所造成的不平等，使得贵族阶层能将宗教信仰与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强化其权力，宗教与权利进一步结合[61]。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微弱优势，就是还有些文献可以参考借鉴，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关键时期在文献中恰恰较多记载有“大洪水”事件，以致一些学者把大洪水或距今四千前后的气候事件作为中国文明形成的动因。吴文祥、刘东生就认为4 000aB.P.前后气候事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地理限制，造成人口、资源、土地间的压力，导致了战争与冲突，促进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62]。王晖也有大体相同的看法，指出四千年前的尧舜时期发生了世界性的大洪水，促成了黄河中游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形成了我国各区域文化“满天星斗”向黄河中游文明中心转变[63]。也有学者提及社会大分工造成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剩余产品，导致了分配方式变化，由此形成社会阶层分化，而社会阶层分化的产生又造成了文明化的进程，故中国文明形成最重要的动力是社会分工[64]。近些年，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多位从事科技考古的学者从资源、技术、生业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技术与经济发展演变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65]。以上国内学者对文明演进动力的探索虽然主要表现在对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某一考古学文化阶段的研究，以及在作文明起源问题宏观研究时提及动力机制问题，缺乏专门、全面、系统的研究。但是这种尝试性的探索和研究思路的转变必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研究并引向深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