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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研究以教育部1987-2018年《工作要点》为文本，选取有关民族教育的相关政策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民族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脉络是着力外力帮扶向注重内生发展能力培育演进，形成了“追赶”阶段(1987-2001年)、“跨越”阶段(2002-2013年)、内生力培育阶段(2014年至今)三个发展阶段。民族教育政策秉持公共性的价值理念，在始终坚持促进民族平等，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目标诉求前提下，其变迁脉络呈现出适切性、公平性和差异性特征。基于新时代民族教育工作的内外部形势，我们认为民族教育政策优化一要激发教育活力，促进内生发展；二要推进制度建设，保障教育权利；三要优化发展机制，形成共生合力。 关 键 词：民族教育政策/政策变迁/《教育部工作要点》/文本研究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法治保障研究”(项目编号：BMA17003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祥(1981-)，男，贵州遵义人，教育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与法律、民族教育，贵州 贵阳 550025；王路路(1997-)，男，贵州遵义人，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与法律，贵州 贵阳 550025；陈凤(1994-)，女，四川德阳人，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政策，贵州 贵阳 550025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国内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基本国情下，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是我国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由于历史起点和现实条件不同，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和东部较发达地区在整体发展水平上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亟须通过人才优势资源的培养推动民族地区快速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加快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对于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1] 本质上而言，我国民族教育是“多元一体化教育”，[2]反映到政策层面上，民族教育政策是党和政府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结合我国多民族基本国情与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客观需要，以权威性决策制定的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工作方式及具体措施，在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共享发展成果、共同繁荣进步方面发挥着人才智力支持的特殊作用。因此，通过对民族教育政策内容本身的分析可以管窥民族教育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少数民族学生全面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民族教育政策文本分析也成为民族教育政策分析的重要方式。 教育政策分析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3]在学界，从纵向脉络梳理民族教育政策变迁脉络及其特征并不少见，有学者把民族教育政策的问题归结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希望从促进教育公平和差别化的政策支持方面出发完善民族教育政策。[4]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有学者提出我国的民族教育政策正经历从数量到质量、从优惠政策到特殊政策的发展过程。[5]车峰就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嬗变与展望进行分析，提出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政策创新、政策价值观的重构、政策工具的适切性以及政策要素配置等都是民族教育政策制定时需要关注的问题。[6]不难发现，学界对民族教育政策的探讨主要集中在问题分析、实践研究以及理论深化等方面，基于宏观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 但“民族教育政策变迁”是一个大论题，与不同时期国家的发展战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条件及其他政治、文化背景紧密相连，厘清民族教育政策变迁脉络并提炼其变迁特征并非易事，而且从实践层面看，民族教育政策看似较为零散、不成系统，若要把各级各类民族教育政策文本聚拢进行深度分析实在较为困难。我们认为实际有一条基本的发展线索始终在民族教育政策制定和实践中起引导作用。通过对相关文本分析发现，1987-2018年，教育部(国家教委)关于民族教育的工作计划主要体现在历年的《教育部工作要点》(以下称简称《工作要点》)中，一方面，《工作要点》集中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央层面各类民族教育政策的诉求，另一方面，《工作要点》还为民族地区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推进提供了顶层制度设计的支持作用。文本研究本身是一种基于证据的民族教育政策研究，有学者提出，倡导基于证据的政策研究，对提高民族教育政策的质量意义重大。[7]鉴于此，笔者选取1987-2018年教育部的《工作要点》进行政策文本的整理分析，厘清民族教育政策的变迁脉络，提炼其变迁特征，进而思考新时代民族教育政策转型的定位与走向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