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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果 通过对《教育部工作要点》的系统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民族教育政策变迁具有自身逻辑脉络，我们可以从相关词频发现，民族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脉络是从着力外力帮扶向注重内生发展能力培育演进。 根据图1呈现出的教育部《工作要点》对民族教育的关注趋势，其中2002年、2014年《工作要点》是民族教育关注度的两个峰值，不难发现，这与第五次(2002年)、第六次(2015年)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联系非常紧密，可见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成为民族教育发展的重要决策依据。基于2002年、2014年两个时间点，我们可以把民族教育政策变迁分为三个阶段。 (一)“追赶”阶段(1987-2001年) 1987-2001年是民族教育政策着力于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追赶”阶段。追赶阶段是基于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条件滞后现实条件的定位，这一时期更强调外力帮扶，目的是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要赶上其他教育发达地区，因而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评价标准也是以内地教育发展水平为参照标准的，同质化的教育发展评价要素居于主要地位，因此，专门性针对性提及民族教育的词频较少，更多是于其他教育领域和内容一并提及。即使如此，在这一阶段，民族教育政策着力点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根据图1中对此阶段《工作要点》对民族教育内容直接或间接的折线统计，可以看出此阶段民族教育的政策关注度在1992年前后有一些明显的变化。1992年之前的4年里，政策文本对民族教育的论述并不多见，具体内容仅有1989年提出“民族地区以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为重点的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和改革问题”，1991年提出推动边远和民族地区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但是1992年之后，政策文本的对民族教育关注度增加，这也是1992年第四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后，大力改革和发展民族教育，以实现少数民族教育和全国教育的协调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一理念得到贯彻落实的结果。 在学校教育方面，这一阶段《工作要点》侧重点，一是内地西藏班的办学管理(1992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2001年)，其中1997年提出西藏班(校)管理，2001年将新疆纳入，提出“办好内地西藏班和新疆班”。二是民族文字教材建设(1996年、1998年、2001年)，提出“加强”一词，1998年在民族文字教材建设之前增加了“改革双语教学”，2001年民族地区学校“双语教育”进入工作要点。三是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这一阶段虽也提及职业教育、民族师范院校等办学问题，但义务教育阶段办学是学校教育相关政策的重点，这是因为民族地区当时是普及初等教育的短板所在，任务十分艰巨，除1989年提出以义务教育为重点外，这一阶段还涉及民族地区示范中小学(1996年)、分类指导推进民族地区“普九、普六、普四”工作(1998年)、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2000年)、提高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和扩大义务教育人口覆盖范围(2001年)。 在资源配置方面，倾斜与优惠是这一阶段民族教育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强化对口帮扶是落实倾斜与优惠政策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不断强化对口帮扶工作，具体表现为智力援藏(1992年、1996年、1998年)、教育扶贫(1992年、1997年、1998年)、对口支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2000年、2001年)，可见，借助外力推动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是这一时期民族教育政策的主要落脚点。另一方面，落实倾斜与优惠政策还涉及少数民族招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支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加强少数民族师资培训、人才培养倾斜政策等问题，但是零星散见个别年份。 在行政管理方面，由于民族教育管理体制上归属教育行政部门和民族工作部门双重领导，因此我们注意到早期一些政策强调“联合”“会同”等用语，如“与国家民委联合召开民族教育工作会议”(1989年)、“会同民委召开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1992年)等。这一阶段行政管理主要体现在一是民族地区教育行政干部培养培训上，分别提及“加强对民族地区教育管理干部的培训”(1994年)、“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县级教育行政干部的培训工作”(1996年)、“确定‘九五’期间民族地区教育行政管理干部的培训方案”(1997年)等。二是民族教育政策法规的制定方面，但总体并不系统，这一时期民族教育政策法规主要关注点涉及“调研、起草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的有关法规”(1997年)、“制定全国民族教育2000-2010年发展规划”(1998年)、“拟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和信息处理的宏观管理规划”(1999年)、“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国际标准急需项目的研究制订”(2000年)、“编制并发布汉语言文字的有关规范标准”(2001年)，可见，民族地区语言文字使用问题是这一时期教育行政管理法规的重要关注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