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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赫尔墨斯主义源于古埃及的透特崇拜与古希腊的赫尔墨斯崇拜的杂糅与融合，其教义包含了古埃及、古希腊、犹太教及诺斯替主义的因素。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出于时代的需要，对赫尔墨斯主义做出了独特的阐释。他们在理论上把赫尔墨斯主义塑造成了古代智慧的代表，认为其中包含着人类社会最为原初的智慧，纯洁宗教、证明基督教的真理以及赞同和实现“人的尊严”的因素。赫尔墨斯的这一形象是文艺复兴“复古运动”的延续和结果，更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人文主义者试图解决意大利面临的社会问题、重构基督教信仰而进行的一种积极和深刻的思考。此外，它还与当代学者的学术构建有着紧密的联系。 关 键 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赫尔墨斯主义/耶茨论题 作者简介：卢镇，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艺复兴思想中的希伯来因素研究”(16CSS028)。 1460年，柯西莫·美第奇从一位名叫莱昂纳多的僧侣手中得到了一部希腊文的《赫尔墨斯文集》(Corpus Hermeticum)抄本，该抄本由14篇归于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又译为“三倍伟大的赫尔墨斯”)名下的对话组成。1463年年初，柯西莫将抄本转交给马西里奥·斐奇诺，并命令他停止手头《柏拉图全集》的翻译工作，先行迻译赫尔墨斯的学说。斐奇诺花了数月时间将文集迻译完毕，取名《丕曼德》(Pimander)，并于1463年4月献给了柯西莫①。那么，循着柯西莫的思路，我们不禁要追问：与《柏拉图全集》相比，柯西莫为什么会让斐奇诺优先翻译《赫尔墨斯文集》?这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对赫尔墨斯怎样的一种认知?斐奇诺翻译的《丕曼德》对文艺复兴思想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西方学界对这个历史现象和这些问题的关注，始于克里斯特勒1938年发表的一篇意大利文文章“马西里奥·斐奇诺与洛多维科·拉扎雷利(Lodovico Lazzarelli)对文艺复兴赫尔墨斯主义传播的贡献”。克里斯特勒在文章中概述了《赫尔墨斯文集》在文艺复兴时期翻译和出版的概况，初步阐释了斐奇诺和拉扎雷利对赫尔墨斯的认知，并提请学者们进一步重视赫尔墨斯传统的研究，以此来深入透视和理解文艺复兴精神②。克里斯特勒的呼吁得到了加林、瓦尔克、弗朗西丝·耶茨、乌特·哈内赫拉夫等诸多学者的回应。他们围绕文艺复兴赫尔墨斯主义的兴起、学说内涵、定义、性质及其影响展开了诸多研究和评论③。但是，纵观国外学术界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将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耶茨建构的研究范式中，将文艺复兴时期赫尔墨斯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置于近代早期科学革命发生的语境之中，仅仅关注赫尔墨斯主义与化学、医学和自然魔法之间的关系，从而忽视了它兴起和发展的真正的社会文化语境，及其折射出的人文主义者的宗教观、人观以及人文主义者对古代文化的态度等涉及人文主义思想发展的具体问题，使学术界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墨斯主义产生了诸多误解与争论④。 受国外学术界的影响，国内学界对文艺复兴赫尔墨斯主义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科学史和科技哲学领域⑤，只有少数学者将赫尔墨斯主义置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社会和思想发展的历史语境和脉络中进行深入的分析⑥。此外，在赵立行和陈志强两位教授的探讨之下，人文主义者的宗教观研究已成为国内文艺复兴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⑦。不过，两位先生对本问题的讨论都是从宏观角度展开，国内学界尚缺少从微观或个案的角度对人文主义宗教观的细致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检视和修正耶茨关于文艺复兴赫尔墨斯主义的叙事方式，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从微观的层面印证或修补国内学术界对人文主义宗教观的研究，实现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社会以及“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这对概念更加确切的认知。 一、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的赫尔墨斯主义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对赫尔墨斯主义的认知与阐释，是建立在古代形成的赫尔墨斯主义学说以及早期拉丁教父和中世纪的基督教学者对它阐释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弄清楚何为赫尔墨斯主义及其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的发展，是我们准确、深刻地理解文艺复兴赫尔墨斯主义的前提和关键。 古代的赫尔墨斯主义是以三倍伟大的赫尔墨斯崇拜为核心，并结合归名于他的诸多文献，构建而成的一种古代神学的大杂烩。三倍伟大的赫尔墨斯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的身份是古埃及的透特神(Thoth)与古希腊的赫尔墨斯神杂糅的结果⑧。承担其教义的赫尔墨斯作品来源也非常多样，其包含的材料大概是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相继组合完成，并融入了古埃及、古希腊、犹太教、诺斯替甚至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哲学思想⑨。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追溯赫尔墨斯身份和文本的构建过程，以达到对这个复杂的古代神学大杂烩的准确理解。 透特神是古埃及宗教中重要的神祇之一，在古埃及宗教中有着三重含义。其一，透特与《孟菲斯神学》中描述的创世有关。《孟菲斯神学》认为是孟菲斯的地方神普塔(Ptah)在心中创造了世界，并通过他的舌头，即语言实现了世界。在这一宇宙起源中，透特因扮演了普塔的心的角色，而获得了智识的主人、书写的发明者、数学的创始者、魔术咒语的大师、神圣言语行为的掌管者，神与神的协调者甚至是世界的创造者的角色⑩。其二，透特还因与阿努比斯在埃及的死亡审判中担任紧密相连的角色，而获得了灵魂向导和死亡信使的身份。其三，透特神还被古埃及人视为月神。因为月相变化区分时节与年岁，决定法老的即位纪元，与埃及民众的生活节律息息相关，透特又成为了秩序规范者和“律法之主”(11)。 在希腊神话中，赫尔墨斯又称墨丘利，与透特神有着相似的职责。他是诸神以及神与人之间的信使，是牧羊人、牧牛人、旅人、演说家、智术师、运动员、商人乃至盗贼、说谎者、阴谋家的保护神，他同样也被赋予了灵魂引导者和魔法之神的身份(12)。因为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就已经将他们等同起来。如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就指出，埃及流行透特崇拜的城市被称为赫尔墨波利斯，即赫尔墨斯之城(13)。但是，直到希腊化时代，希腊人为了维护自己在埃及的统治，需要建立一种能为希腊人和埃及人共同接受的文化认同，才真正将二者结合起来，塑造出一个新神，即三倍伟大的赫尔墨斯或至尊赫尔墨斯(14)。 至于承载赫尔墨斯教义的文本，早在古埃及第18、第19王朝时期就已经存在。但真正流传下来的文献主要形成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之间，由假托至尊赫尔墨斯之名或归于他名下的文献组成。20世纪两位研究赫尔墨斯文献的重要学者斯科特和费斯蒂吉埃将它们分为两类：流行型或技艺型(popular/technical)和知识型或哲学—神学型(philosophical-theological)文献。前者主要是那些归于赫尔墨斯名下，注重魔法、炼金术、占星术等实践性技艺的文献。后者则主要包括《赫尔墨斯文集》和《阿斯克勒庇乌斯》(Asclepius)等文献。与技术型文献相比，知识型文献更具浓厚的宗教气息，其中混杂着诸多埃及本土宗教、古希伯来宗教、斯多亚主义、柏拉图主义以及诺斯替主义的思想。流传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触发赫尔墨斯主义复兴的正是这同一批著作。 就内容而言，两种类型的赫尔墨斯文献都包含有如何实现救赎的内容。但是，技术型文献注重的是利用炼金术、魔法或占星术治愈、修复或解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身体、家庭或社会问题(15)。知识型文献则通过宇宙发生论以及灵魂转世等系统的神学知识回答了如何实现救赎的问题。总体而言，知识型文献表达的教义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创世。上帝即光通过语言和思想创造世界。语言将物质分开，火和精神上升为天，水和土地下降为尘世；思想则创造了两个神圣的存在：第二思想和人，他们都具有和神一样创造物质的能力(16)。第二，关于神造人与救赎。神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并赋予人主导和管理世界的能力。人的肉体可朽，但是精神可以实现不朽。人最终的目的就是摆脱身体的束缚成为不朽，从而与上帝合一，实现救赎(17)。人通过思想、意识、记忆和先见这四项功能，探索自然的秘密，掌握神秘的力量，就可以恢复神圣的本性，达到救赎的目的(18)。第三，赫尔墨斯主义中还有两种互不相容的神学：一元论—泛神论的乐观主义和二元论的悲观主义神学。前者认为宇宙是美善，人们通过对宇宙大美的沉思可以获得神性，人的任务就是歌颂天上万物，而掌管地上万物。而后者认为世界基本是恶的，人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来世，所以其认为人的灵魂是不死的，身体死后灵魂会获得新生也是永生(19)。不难看出，知识型的赫尔墨斯文献的教义与基督教教义有着某些相似性。不同的是，它比基督教的教义更重视人的能力、人的价值，这也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需要的，是其得以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视的主要因素之一。 赫尔墨斯主义自形成之日起就在古代晚期希腊、罗马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诸多古典学者和早期拉丁教父都对其作出了重要的阐释。首先，在他们的阐释之下，三倍伟大的赫尔墨斯的神性逐渐消失，演变成了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古代圣贤。如西塞罗就认为有五个赫尔墨斯，三倍伟大的赫尔墨斯是第五个(20)；奥古斯丁则认为他是阿特拉斯神的后代，是摩西孙辈的人，远在希腊哲人之前就在埃及讲学。其次，德尔图良、拉克坦提乌斯等早期的基督教父出于护教目的，都非常强调赫尔墨斯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他们不仅将赫尔墨斯视为基督降临的预见者，而且还断定赫尔墨斯文献中蕴涵着证明基督教的真理(21)。最后，奥古斯丁虽然也认为赫尔墨斯预言了基督的降临，但他也将赫尔墨斯视为偶像崇拜和拥护邪恶魔法的异教徒，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22)。奥古斯丁与拉克坦提乌斯对赫尔墨斯的意见分歧和张力，也为人文主义者重新解释赫尔墨斯主义提供了机会。 随着蛮族的入侵和罗马帝国的崩溃，中世纪的学者们对赫尔墨斯主义的研究虽并没有像传统上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消失，但也逐渐走向衰落(23)。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古典世界的结束，赫尔墨斯主义失去了其存在的根基，特别是在西部帝国。赫尔墨斯主义在古典世界的盛行，根源于它与希腊文化的亲缘性，根源于古埃及是罗马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古典晚期的文化自觉一直维持着赫尔墨斯主义的存在。但是，伴随着5世纪蛮族的入侵和克洛维法兰克王国的建立，西部帝国的希腊语阅读水平不断下降，地缘政治中心转向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埃及与西部帝国渐行渐远，知识型的文献《赫尔墨斯文集》也逐渐失传。二是，奥古斯丁对赫尔墨斯主义的谴责主导了中世纪的西欧学术界，致使《阿斯克勒庇乌斯》的拉丁文译本和技术型文献，虽然一直流传于中世纪的西欧，但却一直被教会和主流学术界视为偶像崇拜和邪恶魔法的庇护者而未受到重视。自12世纪起，随着阿拉伯世界翻译和发展的赫尔墨斯文献的传入，一些著名的基督教学者如大阿尔伯特、阿伯拉尔、埃克哈特、托马斯·阿奎纳和罗吉尔·培根等虽然都零星地提及了赫尔墨斯主义(24)，但他们对赫尔墨斯主义的重视程度并没有达到古典世界的高度，也未形成一个连续的、有广泛影响的学术运动，而且他们对赫尔墨斯的解释更没有跳出奥古斯丁和拉克坦提乌斯的框架。不过，随着马西里奥·费奇诺在1463年将《赫尔墨斯文集》重新由译介到拉丁基督教世界，赫尔墨斯主义又重新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人文主义者开始从自身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出发，在继承古典学者和早期拉丁教父的基础上，对古老的赫尔墨斯主义作出了符合当前社会情势的解释，形成了现代学者所称的“文艺复兴赫尔墨斯主义”。正如意大利学者塞巴斯蒂亚诺·真蒂莱所说，“赫尔墨斯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一种新生”(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