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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赫尔墨斯主义的解析 通过对人文主义者视野中的赫尔墨斯主义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赫尔墨斯主义不仅受到人文主义者的普遍关注，而且对人文主义思想的构建产生了极大影响。那么，赫尔墨斯主义为何能在文艺复兴时期受到如此重视?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墨斯主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现象呢? 首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墨斯主义是当时复古运动的一种产物。文艺复兴时期是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市民阶层的力量不断壮大，他们试图将自己崇尚的价值观念，如对自由的向往、对平等的需求、对追求财富观念和世俗生活的肯定，从封建等级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现行的政治和文化体制内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自己的权威来对抗已有的封建权威。古典文化无疑起到了这个功能，它蕴含的各种观念正适应了市民阶层构建自己的价值观念的需求。于是，作为市民阶层代言的人文主义者提出了回到古典的口号，试图通过古典时代来重新审视现有的一切，为他们的现实需要寻求理论依据(62)。彼得拉克在致李维的信中就如此说道：“我希望生于您的时代，或是您生于我的时代；后一种情形于我们的时代本身，前一种情形于我本人，都大有裨益。我相信其时必置身朝圣者之列，登门求教。”(63) 随着古典文化的复兴，古典史学中的历史循环论史观也逐渐在文艺复兴中流行。受此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文主义者接受了古代历史要胜于当代，古代处于一个黄金时代的历史观念。他们甚至认为越是古代的东西越接近真理。如皮科就曾经在其著名的演讲《论人的尊严》表达过这样的思想，谁若回溯到古代智慧，谁就能接近一种永恒的智慧(64)。而当人文主义者把自己的目光转向古典时代之时，他们却在古代历史学家、哲学家那里发现，希腊文明绝非人类文明的最初家园，人类文明还有着更早的起源——古代埃及。如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就写道古埃及人在宗教和科学方面要先于希腊人，希腊人很多神的名字都与埃及相关；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也表现出来相似的思想；而普鲁塔克的《伊西斯与奥西里斯》更是指出希腊的哲学家们都曾在埃及的智慧中汲取了有益的思想(65)。循着古典学者的思路，受古代要胜于当今的史观影响深远的人文主义者自然将古埃及智慧重要的代表赫尔墨斯看成了最权威的学者，并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更为原初的真理。这也是柯西莫为什么在得到《赫尔墨斯文集》时，要求斐奇诺停止翻译柏拉图，而首先翻译《赫尔墨斯文集》时的想法，因为赫尔墨斯早于柏拉图。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人文主义者要求回到古典时代，并不仅仅是回到西塞罗、柏拉图等古典学术大师和哲学家那里，而且同样回到了古典教父那里，从他们那里探寻宗教的本义，并把自己的思想交给他们审视。彼得拉克就经常把奥古斯丁作为自己的导师，斐奇诺、皮科、拉扎雷利在自己的著作中也经常提及奥利金、拉克坦提乌斯、奥古斯丁，并把他们作为自己行为和思想的准则。他们在跟古典教父对话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古典教父也非常尊崇赫尔墨斯，将其视作人类智慧的开创者和最早的启示的拥有者，并利用赫尔墨斯主义调和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信仰，在古代罗马世界的多神信仰中树立一神信仰的权威性(66)。以古典教父的思想审视现在，人文主义者发现自己与古典教父面临着相似的处境，他们也需要反对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的，空洞、繁琐的，将基督教过于理性化的经院哲学，他们也需要批判过于腐化和堕落的教会体制，重新定位基督教的信仰。在古典教父的典范效应之下，赫尔墨斯主义自然也成为了人文主义者重点研究和利用的对象。如此，人文主义者就在回到古典、回到古典教父的时候，在古典学者、古典教父那里发现了赫尔墨斯主义。而更为重要的是，复古运动的发展也促使学术界出现了寻找、编辑和研究古典文献以及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热潮。正是得益于这种热潮，赫尔墨斯文献才得以被发现；也正是这个热潮使得希腊语成为意大利各大学的常设课程，成为了斐奇诺、拉扎雷利、皮科以及阿格里帕为代表的后期人文主义者实现“全才”理想的重要因素。而得益于这种复古热潮造带来的文本和语言基础，人文主义者对赫尔墨斯主义的研究也从理论变为了现实。 其次，赫尔墨斯主义是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发展的结果，也是人文主义者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试图解决意大利乃至欧洲面临的社会问题、重构基督教信仰而进行的一种积极和深刻的思考。学术界在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或人文主义的发展时常常将其分为两个发展阶段(67)。以15世纪中期为界，前一段被称为“拉丁人文主义阶段”，其主要特征在于恢复罗马的拉丁文化，歌颂世俗的城市文明生活和人的自由创造。而15世纪后半叶，随着美第奇家族的上台，君主制在意大利社会取得优势，人文主义者在政治中的自由不断丧失，公民精神衰退。人文主义的特征也明显地转变为逃避现实和追求隐逸的生活，早期人文主义者对积极生活、对共和体制的赞扬渐被思考死亡、宇宙论和“哲学王”观念的新柏拉图主义所取代。1439年的佛罗伦萨宗教会议以及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大批希腊学者涌入意大利，他们及其带来的关于新柏拉图主义的古代哲学典籍，无疑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趋势(68)。对新柏拉图主义的热情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是，在拜占庭学者普莱桑的影响下，斐奇诺逐渐发展出一种“古代神学”理论。他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个原初的真理，这个真理按照一定的历史谱系在人类社会中传承，人类社会中的每个文明都占有着一份儿真理，都有自身的价值。这就为斐奇诺翻译赫尔墨斯文献，为他将赫尔墨斯和琐罗亚斯德视为古代智慧的源泉，为人文主义思想界承认和重视赫尔墨斯主义的价值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文艺复兴来到15世纪后半叶之时，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之下基督教信仰和意大利社会已然面临着重要的问题与危机。就基督教自身而言，对上帝救赎的渴望，随着教会与神职人员的腐化沉沦，随着教会和经院哲学对《圣经》的曲解和玷污，对新时代的人不再具有任何说服力；而“古代神学”思想的发展，固然对赫尔墨斯主义以及各种哲学思潮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氛围，但是这些哲学思潮所表达的异教学说也对基督教的思想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学者们开始公开质疑僵化的经院哲学、教会解释的信仰教条以及基督教真理的权威性，基督教世界由此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正如拉扎雷利所说，“长时间身处古代和当代许多不同甚至相冲突的引向永生之路的意见中，我内心疑问不断，我开始审问自己，在此生，何种方式能让我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把我们多变和摇摆的信仰变得确证”(69)。就意大利社会而言，在意大利混乱的政治倾轧之中，在早期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行为准则的绝对教条化(70)和对人性解放的过度呼吁之下，意大利人逐渐丧失了基督徒应有的虔敬之心，基督教的宗教规范和传统伦理观念秩序不断崩溃。在现实的意大利社会中罔顾道德和法理的事情层出不穷，人性的恶不断张狂，纵欲享乐、自私自利成为意大利人不时经历到的家常便饭，意大利社会由此进入了政治混乱、社会失序、传统价值崩解的时代。身处这个社会中的后期人文主义者对这种社会巨变的痛楚感同身受。如皮科就曾在《论人的尊严》中抱怨意大利社会中的家族纷争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谩骂与争吵；斐奇诺从他作为哲学家生涯的最初起，就拒绝接受早期人文主义者的某些理论，如灵肉统一、重视物质财产和忽视静修的价值(71)。在这些情势之下，如何恢复教会的纯洁，扫除教会与经院哲学家对《圣经》和基督教教义的曲解，恢复基督教真理的权威；如何重新定位基督教信仰，排除现有宗教的狭隘与偏执，建立融合人类所有智慧的更为包容的基督教体系；如何修复因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实践而遭到破坏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便成为了15世纪后半期的人文主义者思考的重要问题。人文主义者对赫尔墨斯主义的运用也正反映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积极思考和应对。将赫尔墨斯主义定位成证明基督教真理的重要资源，利用赫尔墨斯主义反对经院哲学、重返《圣经》原始教义与早期教会的纯洁，调和古代异教哲学与基督教信仰，将古代异教哲学融入基督教的信仰体系，正是为了重新定位基督教，排除现有宗教的偏执与狭隘，建立更为包容的信仰体系，缓解基督教世界的信仰危机。利用赫尔墨斯主义证明人的尊严，并且把人的尊严引向信仰和上帝，达到人性的世俗与宗教的平衡，正是为了修复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实践以及他们对古典文化行为准则的绝对化而造成的道德和社会的失序。 最后，我们应该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墨斯主义也是现代学者学术重构的结果。研究文艺复兴的早期学者，受到将文艺复兴“置于舞台中央”(72)的传统的束缚，探讨文艺复兴文化时，往往都专注于研究和探讨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而忽略了其他文化如伊特鲁里亚、埃及、希伯来文化、早期教父思想等对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赫尔墨斯文献连带这个历史现象，在1938年克里斯特勒发表的文章之前并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即使克里斯特勒在1938年之后又连续发表了两篇意大利文文章(73)，学术界对赫尔墨斯主义的关注仍然处于阙如状态。究其原因则源于学者们并没有将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墨斯主义视作一个独立、自觉的传统，而只是把它当作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的一个独特表象(74)。即使是主张重视赫尔墨斯主义的克里斯特勒本人，也只是把主要的关注点集中在赫尔墨斯主义如何影响了斐奇诺等人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75)。但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学者对相关资料的发掘、使用以及学者们对文艺复兴认识的加深，这种状况开始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加林在克里斯特勒的影响之下，整理出版了拉扎雷利、威尼托的乔吉奥、阿格里帕等人文主义者研究赫尔墨斯主义的著作以及相关的文献，为学术界对赫尔墨斯主义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文献基础(76)。另一方面，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达伦费尔特则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提醒学者们注意关注前古典时代的东方文化与文艺复兴的关系(77)。西方学术界对赫尔墨斯主义的研究也由此进入了第二个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的学者特别是加林的构建之下，赫尔墨斯主义不仅成为了文艺复兴时期一种独立的文化现象，而且成为了人文主义者提高人的地位、突出人的自由性的思想资源。此外，加林也开始探索赫尔墨斯主义与近代科学的兴起之间的某些关联(78)。加林的这种观念也直接启发了耶茨的研究，随着耶茨的著作《赫尔墨斯与焦尔达诺·布鲁诺》的出版，文艺复兴赫尔墨斯主义的研究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在第三阶段的研究中起主导作用的自然是耶茨。耶茨的赫尔墨斯研究植根于两个重要的背景。其一，就耶茨自身而言，她亲历了一战丧失兄长的痛苦和二战的残酷，一直试图在自己的文艺复兴研究中找寻抚慰其创伤的心灵的思想，赫尔墨斯主义宣扬的宇宙和精神的普遍和谐的思想正适应了耶茨的需求。(79)其二，二战后西方学者对西方过度相信理性的反思以及科学史中反辉格解释的发展，促使耶茨等学者力图寻找非理性因素与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80)。因此，耶茨进一步发展了加林对赫尔墨斯主义与科学革命关系的论述，直接将斐奇诺、皮科等学者利用赫尔墨斯主义对人和自然的解释、对魔法的发展与科学革命联系在一起。耶茨的解释也因适应了科学革命编史学的发展趋势，受到了科学史家的普遍关注和支持，赫尔墨斯式的科学革命解释也成为了重要的科学解释范式。在耶茨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研究文艺复兴赫尔墨斯主义的学者们在美国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召开了“赫尔墨斯与文艺复兴”的会议，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墨斯主义由此成为了公认的学术研究领域。但是，随之而来的反对声音也不断高涨，以乌特·哈内赫拉夫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一直试图抛弃魔法的因素、回到文艺复兴的具体历史语境中解释赫尔墨斯主义，将文艺复兴赫尔墨斯主义研究拉回正轨。这种耶茨论题与反耶茨论题之间的学术争论，无疑又进一步刺激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墨斯主义的研究，使得这项研究随着当代学者的构建不断呈现出新的历史图像。 个人主体性的激进膨胀是人文主义带来的最为显著的影响，赫尔墨斯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赫尔墨斯主义为人类探索自然和操纵自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愿景，逐渐地改变了早期人文主义者忽视或恐惧探索自然的心态，如彼得拉克就曾写道：“我们以笃诚的信仰来接受上帝最神秘的东西——大自然的奥妙。那些自负要弄懂它的人，不但未达目的，甚至毫无进展。只有傻子才相信自己真正掌握了宇宙的奥妙。”(81)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并不是人文主义者利用赫尔墨斯主义的初衷和真正目的，他们更想利用赫尔墨斯主义来修复早期人文主义者复兴古典文化而造成的诸种问题，如基督教思想界秩序的混乱、信仰的危机，特别是要修复早期人文主义者过度强调人性解放而导致的道德秩序的崩溃，将人的尊严引向道德和上帝，将人的主体性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但是，之后的炼金术士、占星学家以及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们却逐渐忽视了以斐奇诺为首的人文主义者利用赫尔墨斯主义的原初语境，忽视他们对人的主体性膨胀的适当限制，不断曲解、异化或放大了他们利用赫尔墨斯主义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的话语，来激励或肯定他们探索自然和操纵自然的活动，从而为现代科学的出现和确立作了观念形态学上的准备。所以，耶茨的研究一开始就将斐奇诺1463年翻译《赫尔墨斯文集》的行为与自然魔法、科学革命的发生直接联系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文艺复兴的语境，错置了斐奇诺、皮科等人的思想。诚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他们的思想对后来科学革命的影响。但是，在这样一个因为人的主体性不断膨胀而造成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瘟疫疾病不断爆发、道德冷漠和滑坡的时代，我们更应该回到文艺复兴后期、回到赫尔墨斯主义产生的具体语境中，真正理解人文主义者对于古代智慧、宗教和人性的认知和论述，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文艺复兴、应对西方的价值观念、理解人类自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