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人文主义者视野中的赫尔墨斯主义 在1463年斐奇诺完成《赫尔墨斯文集》前14篇的翻译之后的第19个年头，即1482年，拉扎雷利又将文集的后3篇译介到了拉丁基督教世界(26)。在这几年期间，斐奇诺翻译的《赫尔墨斯文集》已经分别在特雷维索、费拉拉和威尼斯出版了3个版本，之后一直到1591年又相继出了14个版本。1494年曾在意大利访学的法国人文主义者雅克·勒费弗尔·德塔普莱斯(Jacques Lefèvre d’Etaples)则将斐奇诺翻译的《丕曼德》在巴黎出版，1505年再版时又补充了《阿斯克勒庇乌斯》和拉扎雷利翻译的后三篇(27)。《赫尔墨斯文集》一时成为了文艺复兴时期传播范围最广的古代文献之一，影响着詹诺佐·马内蒂、斐奇诺、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弗兰切斯科·乔吉奥、拉扎雷利、雅克·勒费弗尔·德塔普莱斯、海因里希·科尔内利乌斯·阿格里帕(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和布鲁诺等一大批著名的意大利和曾在意大利访学的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创作。在15世纪末期，赫尔墨斯哲学甚至还成为了意大利大学中普遍设置的课程(28)。受此影响，以至于“我们在16世纪思想的任何层面中都能窥测到赫尔墨斯主义的痕迹”(29)。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究竟是如何认识赫尔墨斯主义的?他们对其又做出了哪些独特的解释呢? 第一，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拉克坦提乌斯与奥古斯丁对赫尔墨斯评价的张力之间，选择性地忽视了奥古斯丁将赫尔墨斯视为偶像崇拜的批评，继承了拉克坦提乌斯对赫尔墨斯主义中蕴含基督教真理的论断，力图以此来确证基督教的信仰教条。在传统的文艺复兴研究的思维定式之中，人们大都认为人文主义者对教会或宗教持一种批评的态度，似乎人文主义者是从对抗教会或宗教的角度去研究古典文化或古代其他异教文化的。实际上，这是对人文主义者宗教观的一个认识误区。其实，人文主义者对教会的批评始终固守着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即人文主义者从来没有达到否认宗教和教会的地步，他们所做的一切批评都是在承认宗教信仰的前提下进行的，他们在批评教会的同时也在极力地维护教会和宗教的至上地位(30)。人文主义者对赫尔墨斯主义的研究无疑也受到了这种观念的主导，企图以赫尔墨斯主义的视角审视基督教，确证基督教信仰。如1473年斐奇诺被授予教职后，就明确地表示自己已经从赫尔墨斯、柏拉图等异教影响下的“异教徒变成了基督教的守护者”(31)，这一转变的结果即是他在《论基督宗教》和《柏拉图神学》中将其接触和翻译的异教文献和理论如赫尔墨斯文集、柏拉图、阿尔喀诺俄斯、色诺克拉底的著作融入到基督教神学之中，以维护基督教信仰和教义。拉扎雷利更是在其宣扬赫尔墨斯主义的著作《赫尔墨斯金杯》(Crater Hermetis)中明确地道出了创作这部著作的目的，即“使自己摇摆和多变的信仰变得确证”(32)。 人文主义者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理想。首先，他们继续沿着拉克坦提乌斯关于赫尔墨斯是基督耶稣或基督教降临的预言者的路径，来说明基督教的出现是上帝安排的结果以确证基督教的合法性。如斐奇诺在《丕曼德》中就如此介绍赫尔墨斯：“在所有哲学家中赫尔墨斯是第一个将形而上学的话题转向关于神的沉思的人，他是第一个讨论关于神的智慧的人……他预见了古代宗教的崩溃，新的信仰的兴起，基督的到来。”(33)斐奇诺的论断也成为了人文主义者接受赫尔墨斯主义的主要基石。沿着斐奇诺的思路，皮科更是在《900论题》中宣称：“没有什么比魔法(赫尔墨斯主义被认为是魔法的代表)和喀巴拉更能证明基督的神性。”(34)而拉扎雷利在将他翻译的赫尔墨斯文集的后三篇献给乔万尼·墨丘利(Giovanni Mercurio of Correggio)的《献辞》中也明确指出赫尔墨斯早就预见到了基督教的到来和基督教的教义(35)。其次，这些人文主义者还进一步利用赫尔墨斯的教义去审视基督教的教义，结果他们发现赫尔墨斯早已认同了基督教的诸多信仰教条。如斐奇诺在《摘要》(Argumentum)中指出赫尔墨斯的教义中早已说出了“末日审判、基督的复活、天堂之人的荣耀、罪的惩罚”(36)。拉扎雷利的《献辞》更是直截了当地说道：“当我阅读赫尔墨斯文献的时候，我深刻的感受到这些文献非常简洁而且以神秘的方式提出了我们神圣智慧的传统。”(37)奥古斯丁·斯图科(Agostino Steuco)的著作《长青哲学》(De perenni philosophia)在论述赫尔墨斯主义的篇章中甚至如此写道：“赫尔墨斯早在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者之前就已经写出了关于三位一体的教义。”(38)以斐奇诺为首的人文主义者对赫尔墨斯主义的这种创造性的转化，清楚地表明这些人文主义者对古代异教文献的研究并不是从颠覆基督教的目的出发，而是试图在赫尔墨斯文献中寻求基督教的信仰和教条合法性的理论依据，找到确证基督教信仰教条的新证据。这些也清楚地昭示出生活在15世纪中叶之后的这批人文主义者试图在保全现有宗教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改善宗教的宗教理想。 第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不仅继承了古典学者和古代教父们将赫尔墨斯视作古代智慧和非圣经的或“异教的”哲学或文化的创始人的观念，而且还进一步断定其教义中包含着人类社会最为原初的真理，可以用来纯洁《圣经》和基督教的信仰教条，调和异教哲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冲突。人文主义者在追溯赫尔墨斯主义的源头时都遵循了古典学者、早期教父们的观念，将赫尔墨斯主义视作古代埃及的产物，将赫尔墨斯视作与摩西同时代甚至早于摩西的贤者。如斐奇诺的《摘要》在描绘赫尔墨斯的身份时就综合了奥古斯丁、西塞罗和拉克坦提乌斯的说法，指出赫尔墨斯不仅是摩西孙辈的人物，而且还是埃及的统治者，给了埃及人法律和文字(39)。而拉扎雷利的《献辞》则不仅批判了斐奇诺关于赫尔墨斯在摩西之后的说法，而且进一步指出：“三倍伟大的赫尔墨斯并不是如斐奇诺告诉我们的一样，生活在摩西之后的时代，而是在摩西之前更久远的时代。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从狄奥多罗斯的书里推测到。”(40)弗朗切斯科·帕特里奇(Francesco Patrizi)也在《一般哲学新论》(Nova de Universalis Philosophia)中肯定了三倍伟大的赫尔墨斯生活在摩西之前的说法(41)。 人文主义者之所以选择将赫尔墨斯置于摩西的同时代或更早的时代则是要昭示人文主义者希望追寻上帝启示的最原初时代，寻找上帝启示的最为纯洁的真理的愿望。既然赫尔墨斯生活在摩西时代甚至比摩西更早的时代，那么他从上帝那里接受的启示便是更为原初和纯洁的真理，定然包含着基督教最本真的真义和最基本的形式。因此，人文主义者研究赫尔墨斯主义则又多了一层含义，即揭示赫尔墨斯文献或赫尔墨斯主义中上帝启示的最原初的真义，评注《圣经》、批判经院哲学、纯洁基督教的教义。这一点在阿格里帕和帕特里奇等人文主义者身上表现最为突出。查尔斯·劳维德对阿格里帕的研究表明，阿格里帕在意大利留学期间深受斐奇诺、皮科的影响。他不仅在帕维亚大学讲授斐奇诺的《丕曼德》(42)，而且还和他在帕维亚、卡萨来以及法国的同事们共同分享着一个重要的信念，即他们认为被人们长期忽视的、现在被斐奇诺发现的赫尔墨斯文献是打开真正智慧的钥匙，以这些文献审视《圣经》，可以发现《圣经》中的真义，拯救腐化堕落的宗教和哲学，使教会回到原初的简朴和纯洁(43)。而帕特里奇则进一步利用赫尔墨斯主义来反对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的经院哲学。在其著作《一般哲学新论》中，帕特里奇认识到经院哲学是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的，所以要反对经院哲学就要反对亚里士多德哲学。为了实现这种目的，帕特里奇不仅将赫尔墨斯主义视作最原初的智慧，而且把亚里士多德哲学看作这个传统的中断。如此，在帕特里奇这里，赫尔墨斯就获得了比亚里士多德更高的权威，利用这种权威他就可以质疑教会和经院哲学家的权威，跳脱教会与经院哲学家任循己意不断层累的解释迷障，回到《圣经》的原始教义和早期教会的纯洁。正如帕特里奇所说，“基督教教育的基础是赫尔墨斯的文献，而不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因为对于基督徒来说，相比于充满不信神言论，充斥于公共的校园和私人隐修的修道院的亚里士多德哲学，赫尔墨斯的教义的意见更有建设性，更有益处”(44)。 另一方面，人文主义者将赫尔墨斯主义树立为异教文化创始人的形象，也是为了突显赫尔墨斯时代是人类社会各种学问和理论诞生的时代，是人类智慧和真理的源头，用赫尔墨斯主义统辖和融合现有的各种古代学说，为古代异教和基督教的融合提供结合点和理论基础。首先，以斐奇诺为首的人文主义者认为古代异教的其他哲人都曾向赫尔墨斯学习甚或直接继承了赫尔墨斯主义的部分真理。如斐奇诺在“摘要”中就描绘出了人类社会真理的历史传承，“三倍伟大的赫尔墨斯是第一位写作神学的作者。俄尔甫斯是他的追随者，他也因此成为了排名第二的古代神学家。俄尔甫斯的神秘传统被阿格劳斐慕斯继承，毕达哥拉斯在神学方面又追随了阿格劳斐慕斯，斐洛劳斯又是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他又成为了我们神圣的柏拉图的导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六位神学家的有序传承为基础的、单一线索的、连续的古代神学，其始于三倍伟大的赫尔墨斯终于柏拉图”(45)。而斐奇诺在写给佩莱格里诺·阿依(Peregrino Agli)的信中则进一步拓展了赫尔墨斯真理的影响范围，指出柏拉图、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赫拉克利特都从赫尔墨斯那里获取知识，赫尔墨斯是至高的源泉，是所有事物的典范(46)。斐奇诺的观念随着《丕曼德》的出版与传播逐渐被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所接受(47)。拉扎雷利在“献辞”和“赫尔墨斯金杯”中不仅指明了赫尔墨斯真理源泉的地位及其与古典文化之间的关系，他甚至还认为摩西也从赫尔墨斯那里获得了很多的真理。他如此说道：“赫尔墨斯是所有古代神学的源泉，他是神的解释者，是主管雄辩术之神，是七弦竖琴的发明者，完美掌握了很多技艺。”(48)“他探索了所有的智慧，将真正的、微言大义的智慧丰碑留给了后代；所以我敢说智慧是通过他达到了希伯来人那里。因为，摩西是一个诞生在埃及的希伯来人，他通过《摩西五经》将赫尔墨斯的智慧传给了希伯来人。”(49)帕特里奇在斐奇诺与拉扎雷利的基础之上更是将琐罗亚斯德加入了古代神学家的序列之中(50)。这样，在这些人文主义者的构建之下赫尔墨斯主义就为琐罗亚斯德传统、摩西传统以及古典哲学的沟通与调和提供了重要的桥梁和路径，异教哲学在赫尔墨斯的名义之下实现了融合与普遍的和谐。其次，也最为关键的是，如上所述，这些人文主义者又认为赫尔墨斯主义预示着基督教的降临，其中所表达的都是基督教的传统和教义，那么赫尔墨斯主义在这些人文主义者眼中就成为了他们寻求基督教与古典哲学、古代异教文化结合的基础。以阿格里帕为代表的一些人文主义者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个理想，甚至试图将赫尔墨斯纳入圣经的族长传统。如阿格里帕在帕维亚大学讲授《丕曼德》的导论就将赫尔墨斯进一步构建为亚伯拉罕的孙子，他如此说道：“摩西是希伯来人的立法者和领导者，我们在摩西的《创世记》里读到，犹太人的族长亚伯拉罕在他的妻子萨拉死后，与其第二任妻子生了诸多孩子，其中有一个儿子叫米甸。米甸有子以诺，因为以诺以神的解释者而著名，所以他又得名赫尔墨斯或墨丘利，这两个名字的含义都是‘解释者’。”(51)如此，阿格里帕等人文主义者既成功地保证了赫尔墨斯古代先贤的地位，又成功地将赫尔墨斯纳入了圣经传统，不仅在赫尔墨主义的理论框架下调和了各种古代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将古代异教纳入到了基督教的神学体系之内。 第三，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还意识到赫尔墨斯主义中蕴含的关于人的潜能的论断，可以帮助他们构建“人的尊严”学说，为人性在宗教中找到应有的地位的同时，将人的价值纳入基督教的信仰体系，从而达到他们将人性和神性统一的宗教理想。人文主义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对人的能力和价值的颂扬，但是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和后期的人文主义者对“人的尊严”的认知还是有着一定差异的。以彼得拉克、萨卢塔蒂、布鲁尼和马内蒂等为代表的早期人文主义者注重宣扬人类具有主导世间万物的能力，注重强调人的本能与欲望的合理性以及提倡积极的世俗生活(52)。而以斐奇诺、皮科为代表的后期人文主义者则更注重构建一种哲学或宇宙体系，注重把人放在哲学或宇宙体系之中，在强调人统治世间万物的能力的同时，更强调人在宇宙中的中心位置和人在宇宙体系中的自由性；强调人的最高尊严在于人能够借助古代哲学、道德哲学及其对宇宙和自然的操纵回溯到上帝，实现与上帝合一，而不是滥用自由意志而堕落成无任何尊严可言的野兽(53)。 传统上，学者们大都认为人文主义者关于人的学说的理论源于他们对古典作家的思想以及基督教中“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观念的借用和发挥，而忽略了其他因素特别是赫尔墨斯主义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其实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就已经了解到赫尔墨斯主义中蕴含着证明人的尊严的因素，如马内蒂在其著作《论人的尊严与卓越》中宣称，“赫尔墨斯，人们赋予了他特里斯墨吉斯忒斯这个姓氏以赞扬他的卓越，这个姓氏的意思是三倍伟大的墨丘利，他也注意到人由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创，他毫不犹豫的称人为‘theodides’，即与上帝相似，我们读到之后的柏拉图，也遵循赫尔墨斯用了相同的希腊词语形容人”(54)。 在后期人文主义者那里赫尔墨斯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首先，斐奇诺、皮科等人直接引证赫尔墨斯文献或赫尔墨斯，作为“人的尊严”学说的理论依据。如皮科在《论人的尊严》中就如此论述道：“最尊敬的长老们，阿拉伯的古文献中写道，有人问撒拉逊人阿卜杜拉，在世界这个舞台上，什么最值得赞叹时，他回答说，没有什么比人更值得赞叹了。墨丘利的说法与此一致，他说：‘阿斯克勒庇乌斯啊，人，是一个伟大的奇迹。’”(55)斐奇诺的著作《柏拉图神学》在谈到人可以努力成为一切存在或事物时，也进一步引证赫尔墨斯。他说：“赫尔墨斯也被这种说法深深地吸引，因此他宣称：‘人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任何动物都要向他致以敬意’。”(56)拉扎雷利也在自己的著作“赫尔墨斯金杯”中不断的引证赫尔墨斯文献或赫尔墨斯来证明人被上帝赋予了神圣的智慧，可以自由地塑造自己的形象(57)。其次，赫尔墨斯主义还成为了后期人文主义者实现人性与神性统一，即人的最高尊严的关键环节。如上述，后期的人文主义者强调人的最高尊严在于回溯到上帝，实现人与上帝的结合。但我们知道，人文主义者构建人的价值所借用的古典作家的作品如西塞罗的论《神性》、柏拉图的《蒂迈欧篇》虽然赋予人一定的管理世界的能力，但是并没有赋予人完全的主导自然或操纵自然回溯到上帝的能力；而《圣经》“上帝造人”的学说虽然赋予了人探索神圣知识的至高尊严，但初人亚当却因为实践这种能力而受到惩罚失去了这个能力(58)。所以，赫尔墨斯文献中关于人可以通过探索自然和各种奥秘，最后恢复上帝赋予自己的神性的论说，正弥补了《蒂迈欧篇》和“上帝造人”的观念的缺憾，增强了这个时期人文主义者回溯到上帝的信心，成为他们实现自己宗教理想的重要理论源泉。斐奇诺的《柏拉图神学》就直接运用了他翻译的《丕曼德》中的话语，证明人能够最终借助其属天的能力飞升，成为天地的尺度；借助神圣的思想最终超越天地，实现与上帝合一(59)。皮科在其“900论题”和《论人的尊严》中则更加突出了赫尔墨斯主义的重要性。他认为人要实现自己的最高尊严，避免堕落为野兽，就要努力学习各种古代智慧，并接受道德哲学的洗礼。但仅仅这样，人还是不能跨越人与上帝之间的鸿沟，实现与上帝的直接沟通。人要跨越这个鸿沟必须借助赫尔墨斯和喀巴拉的力量，因为只有它们才能“把低等事物嫁接到更高者的禀赋和权能上”(60)。拉扎雷利也在斐奇诺和皮科的影响之下，循着他们的路径，在“赫尔墨斯金杯”中向西西里国王阿拉贡的费迪南德、人文主义者彭塔诺介绍了人在赫尔墨斯的指导下摆脱各种羁绊，恢复自己的神性，逐渐与上帝合一实现自己最高尊严的过程(61)。在人文主义者的构建下，赫尔墨斯主义就成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相信和实现与上帝合一这个最高尊严的理论依据，它不仅实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提高人的地位的诉求，还把这种诉求最后引向了信仰，在理论上实现了人性的世俗与宗教的平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