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项”考释(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12 《中国史研究》2014年1期 晏爱红 参加讨论
二漕项的构成与用途 漕项的构成有两层含义，其一，由哪些征收物构成；其二，由哪些款目构成。 第一层含义，随漕征收的漕项有折色和本色之分，折色部分称漕项银，本色部分一般称漕项米、漕项米麦豆等，故漕项亦称“漕项银米”。康熙年间的说法是漕项“多系折色”(21)，对其本色米石部分有所忽视，这反映了清初“石米五钱”时人们的认识。漕项构成本色虽少于折色，但其绝对数额不容低估。雍正十三年(1735)江南苏松粮道所属和江安粮道所属(22)漕项银米大致比例：总计银1037740两，米394664石、麦92080石、豆5056石、席54908领、板959片。(23)据乾隆《漕运全书》，雍正年间江浙折漕价值为米1石折银1至1.2两不等，河南粟米1石折银8钱，(24)可供江南麦豆折价参照；鲁豫二省席1领征银1分；松板1片征银0.4至0.45两。(25)据此粗略算下来，本色米麦豆席板约合银480950两，漕项银米合计银约1518690两，本色约占漕项32％，折色约占漕项68％。乾隆以后米价渐昂，漕项米折银在漕项总数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嘉庆五年为周济旗丁，奏准江南、江西州县将赠耗米兑给旗丁时每石“以一两九钱定数折给”(26)。照此计算，苏松与江安粮道所属(江苏、安徽两省)漕项银米比例接近持平。稍晚魏源给出的数据是：“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之漕，赋额几半天下，而其每岁例给旗丁之运费，则为银三十六万九千九百两，为米四十一万一千八百九十三石，计米折价直银九十三万六千七百五十九两，共计给丁银米二项，为银百二十九万五千七百五十八两。”(27)魏源的依据是当地每石米值银约二两三钱的时价，“给旗丁之运费”除漕项米各款目之外应该还包含给丁耗米在内，即使剔除这部分耗米不计，在米价高昂的清中期以后，漕项米在漕项总额中比重的提高实应予以重视。 第二层含义，漕项主要由轻赍、席木、行月、赠贴等款目构成。 在办漕实践中，有漕省府、州、县随漕征收各款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但从漕政管理角度，无论是粮道题报、总漕奏销、户部查核，还是具有行政法性质的《大清会典》、《户部则例》、《漕运全书》之类的记载，无一例外地将漕项款目大致归纳为轻赍、席木、行月、赠贴4类。 轻赍和易米折银轻赍源于明代，最早是由粮户给运军的部分耗米演化而成，日后构成漕项的一个主要款目。弘治以前，运粮皆本色随船，至张家湾须雇车起粮，临时易银不及，弘治十三年(1500)方议折银，每石定价五钱，“可以轻赍就湾”，遂以路途之远近，从耗米中分出三斗六升、二斗六升和一斗六升不等，先行易银，随船携带，至通用于转运之费——“此‘一六’‘二六’‘三六’轻赍之名由始也”。正如明人所言：“粮运轻赍者，即耗粮也。”(28)入清沿袭明代旧制，有漕省份以地之远近为差，正兑米每石分别加耗一斗六升、二斗六升、三斗六升不等，折银征收，谓之“一六轻赍”、“二六轻赍”、“三六轻赍”；改兑米，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每石加耗二升，谓之“二升易米折银”。折价均按“石米五钱”计。易米折银，与轻赍同样渊源于明代，只不过当时称为“折易轻赍”(29)。轻赍和易米折银委员先行解仓场通济库，归仓场侍郎以为转运脚价及给回南运军羡余之费。(30)除用于办漕之外，也有相当部分轻赍纳入户部银库。(31) 席木全称“随漕席木板竹”，简称“席木”或“席板”，即按正米额数征收的苇席、楞木、松板、毛竹，以为解通后仓庾苫盖、铺垫及通风之用。各省正兑改兑米每2石征苇席1领，以17％解通，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及江苏部分府州每正兑米2千石征楞木1根、松板9片，以50％解通，应照例价改折色者，亦征解通济库。另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粮艘到通，按规定应携带毛竹若干。(32)作为随漕额征的款目，清初席木即与轻赍并提，(33)尔后各粮道题报漕项收支各款也往往轻赍、席木并称，不加分析，盖二者清初沿袭明制列入随漕项下，且同解通济库之故。 行月即行粮月粮或行月二粮。行粮资运丁长途挽运的盐菜、薪水、路费，月粮系运丁安家之费，运弁于行月之外，另有廪俸。行月始于明初，永乐间“令运粮官军行粮不分远近，俱支三石”，正统初，“令各运官军行粮俱于本处官仓支给”(34)。清初循明旧制而有所损益，(35)顺治中即已纳入漕项钱粮，(36)雍乾以后运官运丁凡出运之年，各支行粮2.4石至3石不等，运丁月粮8.9石至12石不等，或折银征给，或银米各半。(37) 赠贴明代漕粮，系军民交兑，运军于耗米、轻赍之外，每多勒索陋规，清初改为官收官兑，遂酌定“赠贴”，州县随漕征收，以帮贴运军沿途运费之用。运军代民运粮，粮户津贴其不足，故曰“赠”，既经官征并题定，以往相沿陋规遂成随漕征收的正项。其名目各省不同，多寡不一。每运米百石，山东、河南及江安粮道所属，给润耗银(江安粮道所属亦称漕赠)5两、米5石，即所谓“五米五银”；苏松粮道所属，给漕赠“五米十银”(亦有部分地方“五米五银”)；浙江给漕截银34.7两；江西、湖北、湖南谓之“贴运”，江西给贴运银3两、米3石，另给副耗米13石，湖北、湖南无加增银米，给贴运米20石。(38)与轻赍、席木、行月基本定型于前朝而清初因袭损益不同，赠贴是易代之后“历年所加之赋”(39)。 除上述恒居漕项主要构成部分轻赍、席木、行月和赠贴4类外，还有修造漕船等款目。 漕船岁无定数，雍正年间额船7980只，实运船7120只。各省漕船成造、维修费用不一。造船料价有额支银两，从额征军三民七银两动支，不敷，动支因截漕等减存下支剩的行月、轻赍银两。漕船十年限满，应重新打造。每年的维修称“修舱”，修舱船悉照出厂年份递增银数支给，在各该粮道库支给。(40)实际操作似乎简洁得多，如浙江乾隆二十年(1755)出运漕白船1178只，新造船115只，每只料价银208两零，实该修舱船979只，每只给银7.5两，当年新修船不给。(41) 以上轻赍、席木、行月、赠贴以及修造漕船银等，大致说来，轻赍与修造漕船银均为折色，行月、席木本折兼有，漕赠类中浙江漕截纯系折色，湖广贴运米纯系本色，其他各省银米兼支。 深入探讨省级漕项的构成，须将驳杂纷呈的款目根据用途先按上述各类适当归并，才能计算出各项构成所占比例。下面以清初期苏松粮道、江安粮道所属及浙江等省为例说明。 苏松粮道所属：雍正十三年苏松粮道“随漕白项下”折色银罗列：漕赠十银并五银、轻赍席木板银、三分席木板银、裁扣帮官廪工银、六升米折银、军储行月银、赡运银、造船料价民七军三银、改折灰石银、协济四仓行月银、各仓扛费银、白粮经费银、裁存经费银等13款，合计约651971两。参酌原文注释，大致可分为白粮经费类约232172两、赠贴类约152476两、轻赍席木类约143729两、行月廪工类约69725两、修造漕船类约18095两，共5类，依次占漕项银约27％、23％、22％、11％、3％；如漕白二粮分算，漕粮下漕项银内赠贴类、轻赍席木类、行月廪工类则依次占漕粮下漕项银约36％、34％、17％，以上3款已占总数约87％。至于“随漕白项下”本色米麦豆及席木款目有：漕赠五米、军储行月米、协济四仓行月米、盘用耗米、运船水手食米、协济四仓行月麦6款，计米183327石、麦16566石。除28575石盘用耗米的一半系给州县“以为舂办不敷”之用外，全部作为旗丁行月米麦及帮贴旗丁沿途运费之用。(42) 江安粮道所属：雍正十三年江安粮道“随漕项下”折色银罗列：漕赠五银、轻赍席折旱脚船料等银、加漕裁扣等银、新增银、协济银、六升米折银、行月凑修等银、俸廪屯折永减盐钞等银、凤仓米麦扛费等银等9款，合计约385768两。参酌原文注释，大致可分为行月廪工类约183893两、修造漕船类约78852两、赠贴类约47467两、轻赍席木类约40714两，共4类，依次占漕项银约48％、20％、12％、11％，以上4款已占总数约91％。至于“随漕项下”本色米211337石、麦75513石、豆5056石，合计约291906石，罗列漕赠五米、行月米、凤淮二仓米、月粮麦、月粮豆5款，其中随漕给丁漕赠五米约27423石、动放行月米麦豆205719石外，“余剩解部”。另有本色席片松板运通供仓储之用。(43) 浙江：乾隆《浙江通志》额征“漕项”下罗列：本色月粮银、折色月粮银、廪工银、永福并路费银、永减备料银、浅贡银、轻赍席木等银、折色行粮银、漕粮改折灰石银、漕粮改折灰石项下漕截银、灰石路费银、搬挖银、漕截银、车夫银、经费银、丁字沽银、经费食米折银、余租银等18款，合计漕项银735654两。大致可分为轻赍席木类、行月廪工类、赠贴类、修造漕船类、白粮经费类5类，其中赠贴类273262两，约占漕项银总数37％；行月廪工类192733两，约占26％；轻赍席木类113482两，约占15％，以上3款已占该省漕项总数约78％。(44) 江西：雍正《江西通志》罗列“随漕轻赍等款”122007两，共7款：三六轻赍银、二升折银、芦席板木、脚耗银、过江湖银、协济各卫所运军月粮仓米银、浅船料价银。另列“脚耗米”(即漕赠性质的“贴运米”)45929石，“耗费银”(即漕赠性质的“贴运银”)39438两。合计漕项银约161443两，漕项米45929石。其中轻赍席木67906两、赠贴类39438两、行月类27129两、修造漕船类7027两，(45)依次占漕项银总数约42％、约24％、约17％、约5％——以上4款已占漕项银总数约88％。赠贴米(脚耗米)则占漕项米100％。 山东：乾隆《山东通志》罗列漕项银10款，即轻赍银、席草脚价盘费银(正兑)、席草脚价盘费银(改兑)、润耗银、行粮席草脚价银、随麦席草脚价银、行粮折色银、脚价银、修补仓廒置买斛斗等项银、拨归买米并盘剥路费赔头润耗陆捌漕折轻赍折席等银，合计漕项银约85155两。漕项米3款，即润耗米、运军行粮米、行粮本色麦改米，共约46477石。其中漕项银行月类23372两、轻赍类15910两、赠贴类14263两，依次约占漕项银总数27％、19％、约17％，以上3款已占漕项银总数约63％。惟席草脚价盘费银中“席草”本可归入“轻赍席木”类，但无明细，而“各州县办漕之需”的“脚价盘费”两目合计31014两，约占漕项总数36％(46)。赠贴米(润耗米、行粮米、行粮本色麦改米)则占漕项米100％。 从上述各省看，乾隆年间户部所谓“漕粮系应征米石，而漕项则系随漕轻赍、席片银米等项”，已完整包含了漕项的两层含义，只不过稍嫌疏略而已。实际上，漕项的款目尽管各省名色及所占比重不尽一致，但赠贴、行月、轻赍、席木4类，或赠贴、行月、轻赍席木三大板块，为其基本构件，则是相同的。此外，还有修造漕船银等诸多名色归于漕项之下，其中有的来历不明、早已失去征收根据的款项却从明朝征到清初，又从清初征到清末，如浙江的“永福银”、“浅贡银”，(47)有的款目概念模糊，如江西的“脚耗”与“扒夫”，究竟是不同的两款还是一款而异名，主司其事者也难厘清，最后只好由皇帝出来裁断。(48)不过，除修造漕船占有较大比重，其他杂款多为十几两、数十两或数百两的小数，不影响对漕项构成总格局的判断。就漕项内轻赍、行月、席木而言，明朝已基本形成定制，只有漕赠到了清初才从“私贴”演化成“官贴”，即从相沿陋规变为正项漕赋。似乎可以说，整个清代承袭了明后期处于雏形状态的漕项构成格局而加以损益使之定型与完备化了。 为什么乾隆说“漕项轻赍等银亦系办漕必需”(49)，为什么同治间户部强调“漕项一款……实为办运要需”(50)?通过以上对漕项构成及其用途的分析，也就不难理解了。数百万石漕白二粮由有漕8省长途挽运京师，举凡沿漕及抵通后剥浅、盘运、过江、过湖、过淮、过闸、过坝等，一切费用出于斯，通仓京仓以至州县的仓庾苫盖、铺垫、通风之需出于斯，修船造船的物料人工出于斯，卫弁运丁廪俸、口粮、盐菜、薪水、路费出于斯，安家月粮出于斯，丁力拮据需要帮贴接济皆出于斯，水手纤夫的工食亦出于斯，琐碎到一片席一根竹都要随漕征收，精细到解仓场及解部差官路费、鞘箍都要从漕项开销……还有哪项“办运要需”被忽略遗漏了呢?可以说，没有漕项，朝廷就无法享用到“天庾正供”和“天庾玉粒”。总之，凡属办理漕务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几乎都要责之粮户，而且支用办运所需外，款款注明“余剩解部”，充实太仓，成为朝廷一笔不小的额外收入。特别要指出，这种制度设计完全出于一种意识明确的政策思想——“以漕办漕”。把这一思想概括得最明确的是同治十年(1871)得到皇帝允准的户部的议覆：“向来各省漕运章程，皆系以漕办漕，止有以赢余漕项报部候拨之案，从无以司库存款(地丁银等)提办漕务之案。”(51) 这样看来，所谓漕粮，清代实际分成三部分：额征的漕白正米；随漕征收以备运输过程和储存环节折耗的正耗；随漕征收的办漕经费漕项。正如殷兆镛所言：“向办河运，有耗米，有漕项。”(52)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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