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项”考释(5)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45 《中国史研究》2014年1期 晏爱红 参加讨论
五晚清漕项用途的调整 道咸以降，有漕省份大水、战乱频繁，运道梗阻，迫使朝廷试办江浙海运，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及江苏江北等属漕粮改折解部，加以同治初江苏、浙江输漕重镇大幅裁减漕额，使明清两代运行四五百年的漕运体制支离破碎，漕项的用途开始进行重大调整，长期恪守的漕项支出格局首先在江浙发生制度性变化。 道光六年(1826)江苏试办海运，但为时未久，没有议及提用漕项。咸丰元年(1851)丰工决口，运河阻塞，漕、白尽归海运，运费的筹措，除动拨漕截、漕赠外，不足部分遂创提州县因停运而减省下来的“私贴”性质的“兑费”，聊充“海运律贴”。同治四年浙江省首先奏准裁减海运津贴，提用名正言顺的河运经费——漕项以抵海运所需，江苏随即亦照部议裁革本省海运津贴，两省遂转入提用漕项弥补海运经费缺口的操作阶段。其时江浙两省奏准大幅裁减漕额，起运规模缩小，所需海运经费随之亦相应减少，额征漕项仍存其旧，而卫帮既裁，漕项银米均无所用，这就为以漕项筹抵海运经费铺平了道路。同年八月浙江奏定：该省漕米减存正耗米70余万石，除支海运商船耗米外，每石南北用费以银8钱核计，约需运费50余万两，以额征漕截正耗银约28万两，合之减存行月、南月各米分别变价银约6.5万两及杭嘉湖等府行月食米折征正耗银约1.6万两、宁绍等府本折月粮正耗银约13.6万两，共银49万余两；全漕起运，如有不敷，再于漕务项下拨补所差。(138)随即江苏奏定：该省交仓米100余万石，以每石7钱运费计算，海运经费74.8万余两，由裁减粮额节省丁耗、赠五、改糙、盘舂并行月粮等减剩应征余米变银约33.7万两，以及苏松粮道漕项节省给丁银约28万余两、江安粮道漕项一半节省银约4万余两，共可得银将近70万两，尚有不敷银约5万两，则酌提各卫帮屯田津贴，再有不足，于苏松粮道库“四分漕项”内随时凑拨。(139)嗣后江浙海运漕粮每石运费或有调整，但提用漕项银两以为海运经费之成规并无变化。(140) 如果说，提用原为河运经费的漕项拨抵海运经费尚属顺理成章，那么，在湘、鄂、赣、皖等省河运既停的情况下将漕项挪作军饷等急需，则与漕项“专济漕运”的本义大相背离。 咸丰年间以至同治初，战火连年，经费支绌，筹饷紧急，减省下来的漕项成为战区筹饷的饷源之一。咸丰三年(1853)有旨命两江总督陆建瀛等迅速核计“所有业经征收之漕粮若干、现归节省之漕项若干，应如何搭放兵饷，或就地粜变，务即通盘筹划，奏明办理”(141)。如此权宜提用漕项，开始还是以“暂借”名义作为个案处理，七年(1857)河南奏称：“前因军需万分紧急，司库无款可筹，由藩司移道暂借漕项银两万一千两以作军需之用。”(142)翌年二月湖北巡抚胡林翼亦称：“东南军务一时未能告竣，军饷积欠愈欠愈多……惟有将漕粮折价及漕项银两暂资接济。”(143)嗣后，河运恢复无望，以漕项暂资军饷遂成常态。十一年(1861)江苏巡抚薛焕奏请“以节省漕费及赠五、余耗等米变价银两，尽数筹补”该省旗绿各营。(144)江西自改折以来，“除脚耗内坐支银米仍归州县支用外，其余漕项、脚耗等银俱系节省报解充饷。”(145)浙江咸丰年间“办理防务，漕项作为军需，仍由外用。”(146)同治五年(1866)控扼运黄要防清淮一带驻军军饷告罄，漕运总督张之万奏请迅速饬下河南、江西、湖南、湖北四省将粮道库所存漕项“各提拨银二万两”接济要防。(147)至光绪九年(1883)，户部制定新章，凡拨动漕项必须先行奏明，奉准部覆，方能协拨。(148)自此，举凡“西征军饷”、“甘肃新饷”、“近畿防饷”、“筹边军饷”、“东北边防经费”，以至凑解庚子赔款，等等，无一不遵照户部新章“动拨”、“融拨”或“指拨”漕项协济。(149)晚清八方告急，财政捉襟见肘，漕项这笔为数不菲的所谓“无用闲款”(150)竟成了户部到处堵窟窿的机动款项。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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