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南京内河水环境及其治理(1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7:10:31 《历史研究》2014年4期 罗晓翔 参加讨论
此外,浚河时为图方便,多将河泥堆于岸边,渣土遇雨复流入河中。嘉庆时期,康基田与方体主持的两次浚河工程就在城中留下多处土堆。据记载,“骁骑营则嘉庆甲子挑秦淮河所出渣土;张府园、武学园、七家湾等处皆嘉庆丁丑浚运渎积而成”。(116)事实上,就在方体主持的浚河工程完工后不久,里人车持谦就看到了隐患:“第湮塞业经日久,民居侵占自多,邪许争投,不无坍塌,黄金虚牝,窃为掷后虑之。”(117)金鏊则更为犀利地指出,内河“岸旁居民占淤已久,一旦修治,难言复旧。而徇情曲庇,减费偷工,尤所不免。故挑浚后,土积两旁,遇雨即卸,河身愈窄,河底益高。水平则舟不并行,水盛则更多旁溢,敛民间之财,滋民间之患而已”。(118) 与疏浚河道相比,整治水污染则更为困难。由于缺乏监管,从明末至清末三百余年间,禁止沿河居民堆积倾倒污秽、侵占河道的各种条令从未得到有效执行。万历十七年疏浚内河后,曾定内河挑濬事例,“每年劄委街道主事一员兼管巡河,遇有壅淤处所,即便会同五城御史督率兵马、水利等官,于秋冬潮落之时逐一分投挑濬,其各支河倘有浅塞,亦即深加挑挖,务使河道无阻。又建闸蓄水,画界经理,凡居民侵占壅土及抛煤灰与淘沙并严禁”。但仅仅二十余年之后,秦淮“正河浅狭尽失其初,中间瓦砾泥土,往往积成礌磈,而支河全淤,遂成平地”。(119)至于挑濬事例,早成为一纸空文。至清代,鄂尔泰于雍正六年条陈江南水利事宜时特别提到江宁府秦淮河,建议“城内梗塞之处,令沿河居民每年捞浚,毋许堆积污秽,凡房屋占入河基之处,俟有倾圮,悉令查明清出,毋使日就湮废”。(120)鄂尔泰的建言虽切中要害,但毫无可行性。事实证明,清代地方政府从未采取过任何措施来监管、惩治污染水源的行为。至19世纪末,“讲求卫生”观念传入中国,因排污问题而引发的民间冲突增多。光绪十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饬上元、江宁二县出示晓谕,“沿内河居民倾倒粪秽一概严禁”。(121)但在排污管道和自来水设施缺失的情况下,无论是“出示晓谕”还是“勒石严禁”都无法改变居民的生活习惯。 面对污染水源的染坊,地方政府同样束手无策。尽管官员们曾多次以清水源为由,试图让染坊一年四季皆出城漂丝,“皆以江南生计恃此一线,因而中止者屡矣”。各染坊主亦称,“敝业全体生机惟以染业为根本,然依敝业求生机与敝业之自求生计不下数万人,然此数万人亦非专求生计不讲卫生之人”,“卒不能改良自求安静之道者,皆以顾全号家成本赔偿不起耳”。光绪三十四年,办理江南巡警商务总局与染业公所再次协商后规定:“每逢春夏秋三季,以午前内河潮水未涨为染业漂洗之时,午后潮水已涨为居民吸饮之时,冬季内河水涸,仍赴外河漂洗,彼此守定界限两不相妨,毋得稍有紊乱,致起衅端。”(122)这一规定基本延续了太平天国之前就长期存在的惯例,可见在经济利益与自然环境之间,地方政府根本无法做到兼顾。 明末至清末数百年间,为治理秦淮而花费的人力与金钱不可谓不多,但效果却令人失望。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首都志》中记载:“城内秦淮水既不深,河面亦狭,加以沿岸居民每将废物倾入,而沿河房屋莫不侵占河岸,宽度、深度历年减少。故其河底较在通济门外者,约高六尺有余。自夏秋二季外,船舶不克通行,水利之修不容或缓。”(123)这说明在缺乏综合治理、严格监管以及现代污水处理系统的情况下,仅靠疏浚河道是难以根本改善水环境的。事实上,这个难题直至今日依然困扰着南京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