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南京内河水环境及其治理(1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7:10:49 《历史研究》2014年4期 罗晓翔 参加讨论
五、结语 明清之际,水环境的恶化在江南城镇中是普遍现象。除自然因素外,这一时期影响城镇河道和水质的主要原因是建筑物侵占河道、居民抛洒污秽以及手工业排污。南京的情况也不例外。由于秦淮河两岸人口稠密,又是著名的娱乐区、商业区,加之染坊、皮革坊等地方手工业集中于此,环境承受的压力极大。面对水患、病疫、污染等问题,民众虽有抱怨却不能改变传统的生活习惯,政府虽有明令却无法有效执行。这一方面体现了传统城市管理模式的缺陷,同时也说明城市生活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早在工业化之前就已经存在。 在缺乏长效管理的情况下,治理城市水环境只能倚靠不定期的浚河。在传统城市中,此类公共事务既缺乏常项经费,又无专职机构。其结果往往如余新忠所指出的,城市河道“淤塞能否得到及时疏浚,完全要视地方和国家的财力、当政者道德心和行政能力以及地方热心人士的存在与否等多种因素而决定”。(124)那么在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背后,是否又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呢? 就南京而言,明代城河事务的主持机构为南京工部,清代中后期则多由两江总督与江宁布政使负责。这提示我们,在缺少市政机构的前近代城市中,城河事务的管理机构是由该城的行政级别所决定的。相关史料也可印证这一推论。如常州府城,万历元年凿玉带河、万历八年浚后河,皆由知府主事。(125)而常州府江阴县城,弘治三年(1490)浚城濠、正德元年(1506)浚县学前河、嘉靖二十四年建三关水闸,皆由知县主事。(126)万历二十四年之后,常镇兵备道移驻江阴,该机构有监管粮储、水利之责,(127)因此崇祯六年(1633)浚江阴县城河又由常镇兵备兼水利副使徐世荫主持。(128)同样,明代太仓州的水利工程也由太仓知州和苏松兵备道官员轮流主持。(129)与之相应,当一城的行政地位改变时,其治河机构也可能发生相应变化。以苏州为例,其城内三横四直河道在明代曾经历三次大规模疏浚:弘治六年由苏州府水利通判应能主持,万历三十四年由应天巡抚周孔教主持,万历四十五年由应天巡抚王应麟主持。(130)笔者以为,这反映了万历三十一年应天巡抚移驻苏州之后,(131)该城行政地位的提高以及地方行政格局的变化。而明清之际南京治河机构的变化亦缘于此。 由于城河事务的主持机构不同,治河经费来源也有很大差别。万历三十四年,应天巡抚周孔教浚苏州府城河时动用了捐院赎。天启三年(1623)太仓浚城濠,知州陈如松俊“支民七军三银两充费”。崇祯六年江阴县浚河,“甘学阔、徐世荫各捐金募工,合县士民咸乐捐助”。崇祯十年太仓再浚城濠,以民七军三分段派浚,“军三钱粮令泥夫径赴道支领,其民七项下檄署州事万任调度支给”。(132)至清代,“市镇一级的水利工程,固然有官府主持的,但更多的则是由地方集资、地方社会出面主持。如吴江同里镇,乾隆六年、乾隆二十八年、嘉庆八年三次开河,均是地方社会自募资金进行的”。(133)常州府附郭之武进、阳湖二县在光绪九年至十七年间开浚城河,则全部倚靠地方捐款。(134)可见,在缺乏专项经费的情况下,各级官员只能动用公费、税收或倚靠民间出资。尽管清中期之后,民间捐款浚河的事例增多,但这种形式早在晚明就已经出现,也不能以此解释“国家”与“社会”之力量对比。笔者以为,主持机构的行政经费越充裕,民间出资的比例越小,反之亦然。 就以上两点而论,南京治河主持机构的行政级别较高,治河经费也相对充裕。在本文所讨论的时间段,只有清代嘉庆、道光时期曾大量动用民间捐款。总体而言,城河事务体现出较强的官办性质,与南京的行政地位相当。另外,尽管太平天国之后南京城市发展已经进入了近代转型期,城市各项事务官僚化、专门化与制度化的程度不断提高,(135)但对城河这类公共资源的管理并未出现“市政化”趋势,行政手段传统而落后。而城南一带旧城区居民的生活习惯、住房和卫生条件亦未有根本改变。在此情况下,治河的投入与收效往往不成正比,水环境恶化的趋势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这也部分折射出中国城市近代化转型的艰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