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南京内河水环境及其治理(1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7:10:12 《历史研究》2014年4期 罗晓翔 参加讨论
注释: ①关于清代江南地区的水环境及污染问题,余新忠与冯贤亮都曾撰文讨论。参见余新忠:《清代城市水环境问题探析:兼论相关史料的解读与运用》,《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冯贤亮:《清代太湖流域的环境与卫生——以外国人的游程与感觉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期。 ②吴梅:《秦淮几树花》,《新运月刊》1936年第35期,“文艺”,第199页。 ③松田吉郎:《明代南京の水利につぃて》,奥崎裕司編:《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下巻)》,東京:汲古書院,1990年,第729—750頁;森田明:《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雷国山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58—73页。 ④徐智:《清代南京水患治理研究》,《理论界》2012年第10期。 ⑤《重濬江宁城河全案》卷1《奏为捐挑江宁城外河道工竣循例请奖以昭激劝仰祈圣鉴事》,陶澍:《江苏水利全书图说》,石光明等编:《中华山水志丛刊·水志》,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12册,第366页。 ⑥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市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3页。 ⑦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22《职掌十五·西城职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73册,第625页。 ⑧《重濬江宁城河全案》卷1《奏为捐挑江宁城外河道工竣循例请奖以昭激劝仰祈圣鉴事》,陶澍:《江苏水利全书图说》,石光明等编:《中华山水志丛刊·水志》,第12册,第366页。 ⑨关于清代南京的龙江关与西新关,参见许檀、高福美:《清代前期的龙江、西新关与南京商业》,《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⑩丁宾:《丁清惠公遗集》卷3《开溶河道以疏地脉疏》,《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部,第44册,第112页。 (11)《建康实录》卷2《太祖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5页。 (12)参见陈刚:《六朝建康历史地理及信息化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4—162页。 (13)景定《建康志》卷19《山川志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89册,第81—82页。 (14)陈诒绂:《钟南淮北区域志》,陈作霖等撰:《金陵琐志》(二),《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3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350页。 (15)许嵩在《建康实录》中注:“潮沟亦帝[孙权]所开,以引江潮,其旧迹在天宝寺后,长寿寺前。东发青溪,西行经都古承名、广莫、大夏等三门外,西极都城墙,对今归善寺西南角,南出经阊阖、西明等二门,接运渎,在西州之东南流入秦淮。”(《建康实录》卷2《太祖下》,第49页) (16)陈克、吴若撰:《东南防守利便》上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史部,第225册,第568页。 (17)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0《城内外诸水续考》,第320页。 (18)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水灾》,第24页。 (19)孙之騄:《二申野录》卷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6册,第757页。 (20)松田吉郎:《明代南京の水利につぃて》,奥崎裕司編:《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下巻)》,第739頁。 (21)捧花生:《画舫余谈》,清光绪铅印本,第3页b。 (22)甘熙:《白下琐言》卷7,江宁甘氏重印本,1926年,第16页b;道光《上元县志》卷3《舆地志中·建置》,《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3—84页。 (23)甘熙:《白下琐言》卷2,第13页a。 (24)甘熙:《白下琐言》卷3,第2页b。 (25)同治《上江两县志》卷4《水考》,《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4),第112页。 (26)甘熙:《白下琐言》卷7,第1页a。 (27)秦宇和:《跋》,金溶:《金陵水利论》,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第7页b—8页a。 (28)陈作霖:《国朝金陵通纪》卷4,《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37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87、588—589、591、593、596、599页。 (29)秦宇和:《跋》,金濬:《金陵水利论》,第6页b。 (30)丁宾:《丁清惠公遗集》卷3《开溶河道以疏地脉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4册,第112页。 (31)捧花生:《画舫余谈》,第9页a。 (32)余霈元:《濬复运渎记》,道光《上元县志》卷23《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3),第486页。 (33)秦宇和:《跋》,金濬:《金陵水利论》,第4页b、7页a。 (34)甘熙:《白下琐言》卷9,第7页b—8页a。 (35)张丕远、龚高法:《十六世纪以来中国气候变化的若干特征》,《地理学报》1979年第3期。 (36)王铮等:《19世纪上半叶的一次气候突变》,《自然科学进展——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讯》1995年第3期。 (37)李伯重:《“道光萧条”与“癸未大水”——经济衰退、气候剧变及19世纪的危机在松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38)张丕远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济南:山东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2页。 (39)唐日长:《长江河道演变研究工作》,《人民长江》1959年第7期。 (40)李键庸、刘开平:《长江八卦洲汊道河床演变对航道的影响及对策》,《水力发电》2002年第5期。 (41)同治《上江两县志》卷7《食货考》,《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4),第160页。 (42)《重濬江宁城河全案》卷1《奏为捐挑江宁城外河道工竣循例请奖以昭激劝仰祈圣鉴事》,陶澍:《江苏水利全书图说》,石光明等编:《中华山水志丛刊·水志》,第12册,第366页。 (43)Ulf Christian Ewert,“Water, Public Hygiene and Fire Control in Medieval Towns: Facing Collective Goods Problems while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Life,”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vol. 32, no. 4, 2007, pp. 242-245. (44)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20《职掌十三·巡视五城职掌》、卷21《职掌十四·中城职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3册,第568—570、595—598页。 (45)范金民:《明代南京经济探析》,《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6页。 (46)章英华指出,直至20世纪20年代,南京主要建置区仍在秦淮河至运渎一带,城北的人口密度“只是主要建置区人口密度的六分之一而已”。(参见章英华:《明清以迄民国中国城市的扩张模式——以北京、南京、上海、天津为例》,《汉学研究》第3卷第2期,1985年,第546、549页) (47)甘熙:《白下琐言》卷3,第10页a。 (48)甘熙:《白下琐言》卷9,第10页b。 (49)申时行:《大明会典》卷208《工部二十八·南京工部》,《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92册,第466页。 (50)光绪三十四年《金陵染坊碑》,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南京历代碑刻集成》211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第317页。 (51)光绪三十四年《金陵染坊碑》,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南京历代碑刻集成》211号,第317页。 (52)光绪十六年《江宁染业碑》,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南京历代碑刻集成》214号,第309页。 (53)陈作霖:《凤麓小志》卷3《志事·记机业第七》,陈作霖等撰:《金陵琐志》(一),《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3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69—170页。 (54)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市井》,第23页。 (55)陈作霖:《金陵物产风土志》,陈作霖等撰:《金陵琐志》(一),《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39号,第296页。 (56)陈作霖:《运渎桥道小志》,陈作霖等撰:《金陵琐志》(一),《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39号,第30页。 (57)《南京特别市政府咨》,南京《市政公报》1944年第146期,第37页。 (58)参见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24《职掌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3册,第679页。 (59)景定《建康志》卷20《城阙志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9册,第126页。 (60)甘熙:《白下琐言》卷7,第4页a。 (61)金濬:《金陵水利论》,第2页b。 (62)康基田:《河渠纪闻》卷12,《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29册,第133页。 (63)《重濬江宁城河全案》卷1《奏为捐挑江宁城外河道工竣循例请奖以昭激劝仰祈圣鉴事》,陶澍:《江苏水利全书图说》,石光明等编:《中华山水志丛刊·水志》,第12册,第371、372页。 (64)汪正鋆:《跋》,金濬:《金陵水利论》,第4页b。 (65)杨长年记载,“方堵时,江宁故庠生陶甄言:东关生气方一堵,使二百里西流水不得入城,金陵五年必有一小劫,十年必有一大劫……越五年、十年之期,所言无不验。”陶甄预言的一小劫,应为道光二十八年、二十九年的大水,而一大劫则为在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陷南京,以此推算,闭关当在道光二十三年左右。(杨长年:《跋》,金濬:《金陵水利论》,第10页a) (66)陈作霖:《国朝金陵通纪》卷4,《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37号,第578—579页。 (67)陈作霖:《可园文存》卷4《整顿金陵善后事宜议》,《续修四库全书》,第1569册,第359页。 (68)左宗棠:《左文襄公集》文集卷4《新建通济门外石闸碑记》,南京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八年刻本,第13页b。 (69)陈作霖:《国朝金陵通纪》卷4,《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37号,第587、590页。 (70)参见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2—175页。 (71)《明太宗实录》卷25,永乐元年十一月壬辰,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54—455页。 (72)申时行:《大明会典》卷206《工部二十六》,《续修四库全书》,第792册,第438页。 (73)唐文基:《明初的杂役和均工夫》,《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伍跃亦指出:“均工夫役只是一项按时派遣的杂役,也还没有成为一种徭役制度。”(伍跃:《均工夫役浅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74)《明太宗实录》卷25,永乐元年十一月壬辰,第455页。 (75)《明神宗实录》卷212,万历十七年六月乙巳,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987页。 (76)《明神宗实录》卷213,万历十七年七月庚戌,第3990页。 (77)《明神宗实录》卷213,万历十七年七月丙辰,第3992页。 (78)“工部言南京天策南仓军粮改贮水军左仓,沟渠今寻旧踪,令湮塞毕通,共大修廒一十四座,户、工二部四六协力共济”。(《明神宗实录》卷214,万历十七年八月丙申,第4019页) (79)《明神宗实录》卷214,万历十七年八月己卯,第4010页。 (80)张梦蟾:《金陵濬河赋》,万历《上元县志》卷12《艺文志》,《南京文献》第8号,南京:南京市通志馆,1947年,第92页。 (81)雷礼:《国朝列卿纪》卷6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93册,第763页。 (82)张梦蟾:《金陵濬河赋》,万历《上元县志》卷12《艺文志》,《南京文献》第8号,第92页。 (83)丁宾:《丁清惠公遗集》卷3《开濬河道以疏地脉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4册,第113页。 (84)丁宾:《丁清惠公遗集》卷4《报完开濬河道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4册,第117—118页。 (85)川胜守:《明代江南水利政策的发展》,《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6—548页。 (86)康熙二十六年之前称江宁巡抚。 (87)刘凤云:《两江总督与江南河务——兼论18世纪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变》,《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 (88)余霈元:《濬复运渎记》,道光《上元县志》卷23《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3),第486页。 (89)刘凤云:《两江总督与江南河务——兼论18世纪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变》,《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 (90)康熙《上元县志》卷9《建置志·水道》,《金陵全书》,甲编·方志类·县志2,第582—583页。 (91)《重濬江宁城河全案》卷1《奏为捐挑江宁城外河道工竣循例请奖以昭激劝仰祈圣鉴事》,陶澍:《江苏水利全书图说》,石光明等编:《中华山水志丛刊·水志》,第12册,第369—370、383页。 (92)梅曾亮:《柏枧山房全集》文集卷12《赠奉直大夫甘府君墓志铭(丁酉)》,《续修四库全书》,第1514册,第65页。 (93)甘熙:《白下琐言》卷3,第17页b。疏河至鼎新桥下时,工人得古刀一把,伍光瑜作《古刀歌》记之。(参见伍光瑜:《补园诗集》卷8《古刀歌》,第14页a—15页a) (94)《重濬江宁城河全案》卷1《奏为捐挑江宁城外河道工竣循例请奖以昭激劝仰祈圣鉴事》,陶澍:《江苏水利全书图说》,石光明等编:《中华山水志丛刊·水志》,第12册,第369—370、383页。 (95)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付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9页。 (96)陈作霖:《国朝金陵通纪》卷3,《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37号,第1页。 (97)陶澍:《陶云汀先生奏疏》卷47《请鼓励捐挑省城河道尤为出力人员摺子》,《续修四库全书》,第499册,第769页。 (98)森田明:《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第72—73页。 (99)徐毅:《从“专济饷糈”到“妥办善后”——同治时期江苏省厘金政策论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100)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6《实政》,《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2),第49—51页。后湖鱼茭租每年大约1000千文,原归上元县,同治四年后转归善后局,“以太平门稽查委员兼领后湖事……税钱皆输上善后局”。 (101)陈作霖:《可园文存》卷4《整顿金陵善后事宜议》,《续修四库全书》,第1569册,第358—359页。 (102)保甲局设于同治三年十月,以知府总其事,隶善后局。[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6《实政》,《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2),第50页] (103)高德泰:《同治甲戌重溶东南官沟记》,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8《名迹·附水利》,《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2),第74—75页。 (104)左宗棠:《左文襄公集》文集卷4《新建通济门外石闸碑记》,第13页b。 (105)曾国藩:《曾文正公奏稿》卷26《钦奉谕旨分条覆陈折》,《续修四库全书》,第501册,第458页。 (106)左宗棠:《左文襄公集》文集卷4《新建通济门外石闸碑记》,第13页a。 (107)《秦淮挑濬》,《益闻录》1896年第1557期,第130页。 (108)康基田:《河渠纪闻》卷12,《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第29册,第134页。 (109)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8《江宁庐安》,《续修四库全书》,第596册,第76页。 (110)松田吉郎认为,万历年间南京城内治河经费来自官帑,城外治河经费来自官帑和地主出资,其主要依据之一便是顾起元《城内外诸水》一文。但笔者认为这是对资料的误读,事实上南京周边农村并未发生过由官府和地主共同出资兴办的治水工程。(松田吉郎:《明代南京の水利につぃて》,奥崎裕司編:《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吏論叢(下巻)》,第747—748頁) (111)康基田:《河渠纪闻》卷12,《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第29册,第134页。 (112)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10,《续修四库全书》,第557册,第751页。 (113)叶楚伧等:《首都志》卷5《水道》,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据中正书局1935年版翻印,1985年,第439页。 (114)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22《职掌十五·北城职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3册,第640页。 (115)夏仁虎:《秦淮志》卷12《余闻志》,《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116)甘熙:《白下琐言》卷8,第29页a。 (117)捧花生:《画舫余谈》,第4页a。 (118)金鏊:《金陵待征录》,《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38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20页。 (119)丁宾:《丁清惠公遗集》卷3《开濬河道以疏地脉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4册,第113页。 (120)《清世宗实录》卷69,雍正六年五月癸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43页。 (121)光绪三十四年《金陵染坊碑》,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南京历代碑刻集成》211号,第317页。 (122)光绪三十四年《金陵染坊碑》,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南京历代碑刻集成》211号,第317页。 (123)叶楚伧等:《首都志》卷5《水道》,第438页。 (124)余新忠:《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125)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10《水治》,马宁主编:《中国水利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第1503、1507页。 (126)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10《水治》,马宁主编:《中国水利志丛刊》,第1481、1489、1498页。 (127)苏松常镇原设兵备、粮储二道。万历二十四年之后“裂四郡为二,并兵粮为一”,苏松兵备道仍驻太仓,常镇兵备道移驻江阴。(孙继皋:《宗伯集》卷4《修建新设常镇兵备道江阴县驻扎公署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1册,第289页) (128)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10《水治》,马宁主编:《中国水利志丛刊》,第1534—1535页。 (129)嘉靖十年置东西三门水闸、天启三年浚城濠由知州主持,崇祯十年浚城濠由苏松兵备兼水利右参议冯元飏主持。(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10《水治》,马宁主编:《中国水利志丛刊》,第1496、1524、1537页) (130)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10《水治》,马宁主编:《中国水利志丛刊》,第1515、1521页。 (131)万历三十一年,是苏州成为应天巡抚驻地的起始之年。(参见范金民:《明代应天巡抚驻地考》,《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 (132)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10《水治》,马宁主编:《中国水利志丛刊》,第1515、1524、1534—1535、1537页。 (133)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 (134)参见《浚河录》,马宁主编:《中国水利志丛刊》,第46册。 (135)参见拙文:《清末城市管理变迁的本土化叙事——以19世纪南京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