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南京内河水环境及其治理(9)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7:10:11 《历史研究》2014年4期 罗晓翔 参加讨论
与明代相比,清代治河工程中最大的变化在于参事人员与经费来源。由于史料不足,对于康熙年间两次治河的组织运作过程难以考证。从方志记载来看,康熙六十年的浚河属于“以工代赈”的性质。当年岁歉,除在城中设厂施粥外,两江总督长鼐“更念乡农青黄不接,生计维艰,复捐清俸二万金,濬挑河道”。(90)至19世纪,随着浚河频率的提高,工程组织也逐渐形成固定模式,且以太平天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嘉庆、道光时期,治河工程中掌管文件、经理银钱、核实工次、募夫挑挖、催办稽查的皆为临时调派的委员和董事。其中委员多为州县正印、佐贰、候补官。如参与道光九年、十二年两次浚河工程的委员有借补通判冯思澄、借补通州州同朱恭寿、上元县训导杨会昌、江宁县典史汤翁嗣、江宁县知县赵本敭、海州通判童濂、候补通判查德基、沭阳县知县王梦龄。(91)此外,道光十年还曾调宝山县丞刘琅金、金坛县丞谢元淮来宁协同挑浚内河。而董事则为地方士绅。这一时期地方绅士在公共事业中的活跃是普遍现象,但绅董在南京的正式出现始于嘉庆十九年。据梅曾亮记载,“嘉庆十九年江南旱饥,官募赈于民,而以乡士大夫掌其出入,浸淫及他省,凡以官事用民财,皆设董事,其名遂见于官文书及山诏旨,且畴其劳,赏爵级有差。于是有以布政司都事捐赈加记录、以秦淮河工加按察司经历衔,又以子官所应赠赠奉直大夫者,则吾乡甘君也”。(92)梅曾亮所说的“甘君”即甘福,甘熙之父、19世纪初南京士绅的代表人物之一,上文提到的救生局即由其创办。嘉庆二十二年方体主持挑浚运渎时,甘福就作为董事参与工程。道光三年底再浚运渎,另一位士绅领袖伍光瑜董其役。(93)道光十二年浚秦淮,参与工程的董事为甘福、费士嵩、前任象山县知县孙廷松、前任河南巩县典史洪文鉎、丙子科举人林端、前湖南保靖县知县张介福。(94)甘福也正是在此次浚河后受到议叙,加按察司经历衔。 在治河经费上,嘉庆、道光时期多倚靠民间捐款,即梅曾亮所谓“以官事用民财”。一方面,此时国家财政出现危机,政府面临银荒。另一方面,自清初开始施行的奏销制度削弱了地方的财政支配权。“外省在作出各种支出预算(估饷、预估、估拨)和支出之后,由布政使司将各州县府上报的会计册(县、府的草册)进行汇总,编制奏销册,一部呈皇上御览(黄册),另一部递交户部(即清册或青册),以该省的巡抚和总督的名义上呈。”(95)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用捐款无疑更方便。道光三年南京水灾后,以义捐恤贫士,次年即以义捐余款浚运渎。(96)道光九年疏浚城外北河、下河时,由江宁布政使贺长龄“捐廉为倡,地方各官分捐协助,上元、江宁两县绅商人等踊跃乐输,共捐银四万余两”。竣工之后,两江总督陶澍特上奏折,称“此项工程均系绅商捐办,前经奏明,邀免报销,尚有余剩银两,留为省城水利之用”。(97)“邀免报销”四字尤其点明了捐款使用的自由度和灵活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