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南京内河水环境及其治理(8)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7:10:52 《历史研究》2014年4期 罗晓翔 参加讨论
日本学者川胜守曾指出,明代正、嘉之后江南地区水利工程的组织模式经历了很大变化。正德之前,工程多由六部官员主持,而嘉靖后以知府、知县主持居多。正德末嘉靖初,吴淞江、白茆港等干、支河的疏濬曾动用了钞关课银、运司余盐银、抄没赃银以及官民田夫银等。至万历中后期,国家再无巨额经费投入大规模治水,治水主要由个别州县负责。(85)但从以上分析来看,明代南京内河疏浚事例与北京相似,体现出明显的“都城模式”。作为一个典型的行政中心城市,留都南京驻有从府、部、寺、院到应天府以及上元、江宁二县各级行政机构,在赋役、刑案、治安等事务上多有统属关系。但终明一代,内河治理模式却简单划一:主持机构为南京工部,经费来自工部库银,而南京工部也始终未将此责任下放给府、县官员。这反映了“都城模式”的制度化与规范化。 鼎革之后,南京不再是留都,地方行政结构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清初,应天府改为江宁府,南直隶改为江南省。康熙六年,江南省正式分为江苏、安徽二省。南京为两江总督所在地、江苏省城,但江苏巡抚(86)与江苏布政使皆常驻苏州。乾隆二十五年(1760),长期驻于南京的安徽布政使迁往安庆,南京增设江宁布政使司。此后,两江总督与江宁布政使成为驻城最高官员。 顺治、康熙时期,两江总督很少介入治河工程。就政府职能而言,清初河务以工部总其责,并委河道总督专其职。直至雍正五年(1727)疏浚海口,雍正帝“直接谕令河道总督齐苏勒与两江总督范时绎、江苏巡抚陈时夏,协助钦差李淑德、陈世倌等督理此项工程”。此后,随着地方督抚兼任河道总督的体制逐渐形成并常态化,“治河不仅是河道总督的职责分工,而且,地方督抚也必须将此列入其行政职责的重要内容,以最大限度参与其中”。(87)当然,与黄、淮、运河的大局性相比,南京城河的治理显得微不足道。但与明代南京工部官员一样,常驻南京的两江总督对于秦淮河道淤塞、水质污浊的危害有切身体会,治河又为职责所在,因此与同驻南京的江宁布政使共同成为城河治理的主持者。 表1列出了笔者所见各类史料中所载清代南京治河工程。时间主要集中在19世纪,主持者以两江总督、江宁布政使为主。从工程规模上看,如万历四十三年正、支河一体疏浚的情况不多。嘉庆时由江巡道改任江宁知府的余霈元上任后曾“访求水利”,发现自万历四十三年以后,“迄今二百余年,未淤塞者惟秦淮西流之水,而运渎一支,周环计五里,长千丈有奇,其间民居千有余家,壅遏淤秽,实为民患”。这说明此前几次工程都未涉及支河。直至嘉庆二十二年方体疏浚运渎,“五六月之间,举二百年之淤秽,一起而宣之”。(88)但整体而言,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气候变化、城市人口增长、内河水环境恶化以及两江总督“由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变”,(89)南京内河治理工程的频率变得相当高。最长的间隔是道光十二年至同治三年,这其中当然有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至光绪时期,浚河几乎成为历任两江总督与江宁布政使上任后的首要工作之一。  资料来源:康熙《上元县志》卷9《建置志·水道》,《金陵全书》,甲编·方志类·县志2,南京:南京出版社,2010年,第582—583页;康基田:《河渠纪闻》卷12,《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第133页;捧花生:《画舫余谈》,第4页 a;余霈元:《濬复运渎记》,道光《上元县志》卷23《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3),第486页;甘熙:《白下琐言》卷3,第17页b;伍光瑜:《补园诗集》卷8《古刀歌》,南京图书馆藏道光二十四年刻本,第14页a—15页 a;《重濬江宁城河全案》卷1,陶澍:《江苏水利全书图说》,石光明等编:《中华山水志丛刊·水志》,第12册,第366、369页;陈作霖:《国朝金陵通纪》卷4,《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37号,第576、580、583、590页;高德泰:《同治甲戌重濬东南官沟记》,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8《名迹·附水利》,《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2),第74—75页;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8《名迹·附水利》,《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2),第73页;左宗棠:《左文襄公集》文集卷4《新建通济门外石闸碑记》,第13页a—b;《秦淮挑濬》,《益闻录》1896年第1557期,第13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