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平的文化格局（1928-1937）(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34 《安徽史学》2014年第4期 王建伟 参加讨论
由于原来附着于“国都”地位的城市发展动力逐渐丧失，北平民间与官方都在重新考虑城市发展的新方向与新路径，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文化因素被凸显。《大公报》刊发文章指出：“北平之特色，即在文化之价值，故最宜于设为教育区。而首都南迁，北平去政治中心甚远，环境洁净，尤便于讲学。况其风俗质朴，人情敦厚，于青年之精神修养，复较南方之浮嚣隐糜为适宜。”因此希望政府集中全国之“学者大师，广开黉舍，努力学问”，“则十年廿年之后，中国之建设人才，胥可于此中取给。所谓南方成革命之首功，北方居建设之先导者。”⑧ 民间的这种认识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同。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张继就提出，北平有“壮丽之建筑，佳美之气候，蓊蔚之树木，便利之交通，加以种种文化设备……学校之多甲于全国”，可汇聚全国学者和求学青年，建成文化、教育中心⑨。时任北平市长的何其巩则表态，北平“原有学校，多属最高学府，讲艺之风，逾于邹鲁，加之故宫之文物，焕然杂陈，各图书馆之册籍，庋藏丰富，其足以裨益文化考证学术之资材，几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文人学士之乔寓是邦者，亦于斯为盛，市府要当整理社会，修废起顿，以期革除旧染，溶发新机，使秩序宁静，环境改观，以为国家振兴文化之辅助，此职责尤不可容缓者也”⑩。 文化因素被中央政府与北平地方人士共同强调，确实是因为文化价值作为北平的特质与优势最为明显，落实在具体层面，首推独一无二的优质学术与教育资源；其次，帝都时代留下的各种物质遗存，包括古建筑、古物等，也是故都人民引以为傲的文化资本。对于当时北平的这种城市特质，钱钟书曾用他特有的文字描述：“那时候你只要在北平住家，就充得通品，就可以向南京或上海的朋友夸傲，仿佛是个头衔和资格。说上海或南京会产生艺术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11)钱氏此语虽带调侃与讥讽意味，但北平在文化资源上的优势确实非常明显。 北京是中国现代大学的诞生地，聚集着一批一流高校以及国家级学术、文化机构，作为学术中心的地位当仁不让。虽然整个1920年代由于局势动荡、经济萧条以及日益紧张的政治空气，北京的高等教育领域遭受了重大的冲击，但凭借深厚的积累以及长期形成的惯性力量，经过短暂的萧条与过渡时期之后，在文化与学术领域重拾元气，重新焕发活力。在与新兴势力如上海、南京等地的抗衡中，学术中心的地位仍然牢固保持。1933年6月，傅斯年在致丁文江的信中指出：“‘北平为中国文化中心’一说，是非且不论，北平之有学术空气，他处无之，乃是实在。”(12)1933年出版的《北平学术机关指南》仍然在前言部分强调这种文化资源上的优势：“北平一市，学术机关甲于全国，其原因固由于历代都会所在，实亦文化之中心区也。”(13) 五四时期，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1920年代中后期国民革命兴起之后，以学生为主体的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几乎难以分离。北京由于聚集了众多高校与青年学生群体，各种风潮频发，大学逐渐走向政治化，学术研究暂时退居边缘。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文化斗争的前哨已经转移至上海。由于与南京中央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北平地位相对超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是非颇多的政治漩涡，政界的斗争对学界牵扯不大，“学生运动”与“运动学生”的情形相比20年代明显减少。与此同时，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学风，筹措经费，力图将北平大学的重心重新转移到学术研究的轨道上，校园中潜心读书治学的风气渐浓。以前一直困扰教育的经费问题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在稀薄的政治空气与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中，寓居北平的学人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纯粹的学术本身，缔造了民国时期学术研究的一个高峰。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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