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平的文化格局（1928-1937）(8)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13 《安徽史学》2014年第4期 王建伟 参加讨论
京派文学追求超然、隐逸的审美趣味(32)，北平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为这种追求提供了外部条件，可以说，“京派”文学是“由一个游离于主流政治话语之外的特殊文化社会造成的”(33)。1928年底东北易帜之后，国民党政权虽然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对于京津地区而言，由于地方军事势力的强大，蒋介石始终未能在军事上、政治上真正控制，身处此地的作家所受政治压力不大，因此能保持在政治态度上的相对缓和。他们追求精神的独立，更多地从人性与生命的角度营建自身的文学世界。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脉络分析，通常概念中的“京派”成员主要有周作人、冯至、废名、俞平伯、沈从文、林徽因、朱光潜、沈启无、杨振声、林庚、曹葆华、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梁遇春、朱自清、吴伯箫、汪曾祺、萧乾、凌叔华、师陀、汪曾祺、李健吾、李长之、梁宗岱等。如果仔细分析这些人的籍贯可以发现，虽然以“京派”命名，但这个作家群主要由大量“外乡人”构成，如同钱钟书所言，“京派差不多全是南方人”(34)，这与近代以来南方的经济优势以及文化优势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京派”与“海派”的划分，其逻辑依据不是地域，而是艺术价值观。如同鲁迅所指出的，“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35) “京派”作家所依赖的文化媒介主要集中在《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杂志》等几个杂志上，它们总体上保持纯文艺的倾向，坚守自身的文化追求，对社会现实采取旁观的态度，延续着学院派刊物固有的矜持和品味。这几份刊物的创办为“京派”提供了重要的联络场所与发言载体，正是它们的存在以及作家们的定期聚会使得“京派”这一概念呈现出更加具体的形态，推动了“京派”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京派文学以校园文人为主体，学院品格是京派文学的典型特征。如果考察京派作家的教育背景，绝大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其中又有一部分曾出国留学，回国后多在高校任教，可以认定京派是一个由知识精英组成的群体。现代大学制度在无形中养成了适宜作家聚居的文化空气和写作氛围，浓郁的学术氛围及优裕的生活条件为他们追求人生的艺术化以及个性独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在创作过程中学院风格浓重，追求诗性、悠远，自觉摒弃浮华之风。作为一个大学云集的故都，一批具有相同文学理想的文人集结于此，在特殊地域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形成了共同的创作理念与呈现形态，进而也构建了他们自身的身份认同。同时，高校中的青年学生成为京派文学的重要阅读群体，作者与读者形成了积极的互动，而且这些学生当中的一些人日后也成为“京派”的后续力量。 虽然“京派”文学刻意保持文学的独立，强调纯粹的审美趣味，但并未与社会现实完全隔绝，事实上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与政治无涉，他们只是努力在文学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恰当的关系，在不损害文学的审美特性的前提下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他们反对将文学作为直接的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是从人生、人性健全的角度来传达他们对社会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在1930年代的文学格局中，京派文学虽然无法与上海的商业文学、左翼文学以及南京的官方文学相抗衡，但也是一支独特的文学力量，思想内涵与文化价值不可忽视，在民国文学拼图中占据重要位置，对民国时期的文学史也是一种类型上的丰富。 余论 1930年代的北平以鲜明的“文化城”姿态出现在后人的认知中，当失去政治驱动力之后，文化因素被凸显。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北平作为“文化城”的这一定位取得了基本共识并为此付诸努力。但是，至1930年代中期，华北危机逐渐加深，北平上空的阴云日益密布，日军步步紧逼，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北平已从一座“边城”变成“危城”，曾经的“国都”此时已经成为战争前线。抗战前夕北平的政治环境不断恶化，文化人陆续离开，《独立评论》陷入困境，曾经人声鼎沸的“太太的客厅”陷入沉寂。“七·七事变”爆发，沦陷之后的北平文化面貌呈现出更加复杂而灰暗的色调。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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