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平的文化格局（1928-1937）(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51 《安徽史学》2014年第4期 王建伟 参加讨论
二、自由主义、学院派与左翼：北平知识分子的聚合形态与文化立场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力图把政党、军队、学校等领域置于三民主义的规范之下，三民主义逐渐被建构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国民党中央当局对北平的政治控制力较弱，三民主义在北平的影响有限，北平的文化与学术有着比较自由的生存空间。由于官方管制相对宽松，依托于稳定的学院体制，生活条件比较优越，这一时期北平的文化氛围对秉持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而言非常适宜。同时，大量具有相同学术趣味与政治取向的知识群体的定期聚集，也维系和强化了此地原有的文化环境。 北平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吸收了大批曾游学海外的精英学人，他们在输入英美学术文化的同时，也带回了自由主义思潮。这批学人通过创办同人杂志、组织文化沙龙等形式聚集起来。同时，灵活的兼课制度也打破了不同“单位”之间的界限，在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划分还未完全定型的1930年代，北平的知识分子可以超越学科、单位的界限，依据相近的政治态度、学术取向甚至生活品味形成不同的群体或社团，这种现象与1920年代建立在地缘、师承等基础之上的知识分子圈子而言，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 1930年初，胡适从上海回到北平，在新文化运动中获得的巨大声望以及与北大等高校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深厚渊源使他在北平的文化界很受欢迎，而胡适的这种特殊地位也使得北平文人之间的联系随着他的回归而产生了更深的凝聚力，在胡适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自由主义知识群体。 政治地位的逐渐边缘化并没有消磨掉北平知识分子的议政热情与“文章报国”的情怀，反而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宽广的言论空间。在“九·一八”事变引发的国难背景之下，1932年5月，胡适、蒋廷黻、翁文灏等一批居住在北平的知识精英创办了《独立评论》，并以此为阵地聚集了一个颇具声势的论政群体。他们表示“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将论学中秉持的“学术独立”原则应用于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力图用“负责任的言论”对时政施加影响(20)。这也是知识分子履行社会责任、发挥自身效能的一种积极实践。 《独立评论》的出现及其日渐高涨的声势，与北大复兴、清华改制所引发的学术和思想中心北返有关(21)。担任主编的胡适是核心人物，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最初多为北大、清华、燕大等高校的学者教授，包括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翁文灏、竹垚生、顾湛然、周诒春、陈之迈、陈岱孙、吴景超、何廉、张奚若、任叔永、陈衡哲、张忠绂、顾一樵、陈受颐、陶希圣、汪敬熙、萧公权、徐炳昶、张佛泉、董时进等人。后来范围逐渐扩大，一些公务员、大学生、中小学教师以及一些报人也加入到作者群，正如胡适所言，他希望《独立评论》“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22)总体而言，《独立评论》的主要作者群大多有英美留学的经历，回国后多在一流学府任教，人格上谋求独立，思想上普遍具有现实批判精神。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希望在现实体制框架内解决问题(23)。 同时，《独立评论》的存在及其相对宽松活动空间主要得益于1930年代初期北平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中央政府对北平的控制能力有限，特殊的政治结构确立了北平知识分子的发言尺度。他们反对党化教育，秉承自由主义，追求个人的言说权利，对中央政府的批评也比较直接。而在南京方面，经过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中央政权初步巩固，稳定与发展成为首要任务。随之而来的“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引发了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国内要求改良政治的声音日益高涨。国民政府有意识地主动调整内政与外交政策，逐步整合国内的各种势力，捋顺各方关系，在保证基本政治结构稳定的前提下，在外交、经济、教育等强调专业技术的领域向知识分子有限度地开放政权。北平知识分子对此给予积极回应，一部分专家型学人进入政府，充当技术官僚，以专家的身份介入实际政治。 为了加紧抗日准备，1932年11月，南京政府设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这是一个国防咨询机构，下设军事组、国际组、教育文化组、经济与财政组、原料及制造组、土地及粮食组，职能主要限于相关问题的调查和研究。首批聘任的委员人选有39名，除少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官员之外，绝大多数都是知名学者、技术专家和实业家，而居住在北平的知识分子占据了很大比重，如翁文灏、胡适、蒋梦麟、丁文江、陶孟和、钱昌祚、周鲠生、王世杰、吴鼎昌、徐新六、周炳琳、唐有壬、杨端六等，都在受邀名单之列。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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