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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平的文化格局(1928-1937)(3)


    1930年底,蒋梦麟再次出任北大校长,在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大力支持下,秉承北大原有的学术传统,努力排除过多的学生运动对大学教育的负面干扰。几年之后,北大重新走上良性轨道。同一时期,清华大学也因改制,在校长罗家伦的治理下,以“学术化”为方针,拥有了一支由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教师队伍。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也纷纷崛起,形成北平的“四大名校”高校群,改变了此前北大一家独大的状况。各校学科各有所长,风格各异,是当时中国各种高校类型的典型代表,再次占据国内学术的顶尖阵地。 
    1930年代的北平虽已沦落为“故都”,但仍然维持了很高的学术水准,其高层学术机构与文化机构与首都南京相比毫无逊色,甚至实力更强。像对全国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推动甚大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一直设立于此,北平研究院与北平图书馆是与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图书馆对等的国家级文化机构。1929-1933年,由傅斯年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国家级的古物保管委员会也设在北平。另有北平社会调查研究所、北平地质研究所等也代表了国内同专业领域的最高水准。一批专门性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不仅丰富了北平的学术研究体系,更是在某些领域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起到了奠基的作用(14)。 
    帝都时代遗留下来的众多古迹、古物是北平地方政府构建文化之城的重要依托,更是无可取代的优势资源。如同前文中“铢庵”所言,北平“留下而不能迁移之躯壳,犹仿佛足以傲睨其他城市,此后之北平,或者因为文化艺术的价值,反能使他成一个安静可住的区域,也未可知的。”(15)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北平官方与民间也在“文化城”这一目标之上达成了基本共识,有基本举措并取得初步效果。在当时地方政府推动的“繁荣北平”计划中,文化就是重要的筹码(16)。这种转型应该也是成功的。1931年4月1日的《国闻周报》形容,北平旧日“好谈政治者,近来十九已不谈”,“善诗者吟诗,喜字者作字,爱字画者谈字画,爱金石者谈金石,好为各种学问者,各为专门之研究,相率在‘文化’一路竞进”,该刊甚至断言,“文化的北平之运命,视政治的北平为悠久而灿烂。”(17) 
    不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局势日益紧张。1933年1月初榆关失守,进一步加重了笼罩在北平城市上空的战争阴云,曾经的帝国之都现在已变为战争前线。如果北平沦陷,那些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众多古物与古建筑就有被摧毁或被劫掠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北平地方人士与南京中央政府都有意识地为未来战争的爆发做相应准备,开始筹划古物保存办法。虽然其中多有分歧,但从1933年2月开始,在中央政府的组织下,故宫博物院大批珍贵文物陆续南迁。不过,古物虽失,众多古代建筑因其不可移动性而仍然存在,北平政府也以此为着力点,提出了大力发展旅游业的计划。1934年9月,制定了《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提出将北平建成“东方一最大之文化都市”,目的就是要招致外宾观光,增加旅游收入,繁荣北平经济(18)。 
    北平虽有众多名胜古迹作为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基础,但相关配套服务设施十分落后,卫生、交通、住宿等很成问题。1933年6月,袁良出任北平市市长,对北平的市政建设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他主持的市政建设计划由《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北平市沟渠建设计划》及《北平市河道整理计划》三项组成,以道路交通的改善,满足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后两项计划服务于第一项计划。后来,《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改称“旧都文物整理计划”。1935年1月,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在北平成立,随后,北平市政府相应成立北平市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故都的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工作稍有起色。但是,随后爆发的抗战打断了第二期工程计划,正在兴起的北平旅游业遭受重创,沦陷后的北平走向了另外的发展路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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